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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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我国建立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虽然建立了刑事诉讼中唯一的证据排除规则,但并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手段来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而是为保证实体真实。公共权力对百姓要求的回应效率以及公共权力自身的腐败使得中国百姓长期处于追求低层次安全的境地。公检法集体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处理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始追罪模式,使得刑事程序不过是“操作规程”而没有诉讼的意义和价值。法院不可能作为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之外的第三者来执行证据排除规则。没有成熟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和完善的证明标准,没有对未决羁押的有效限制,建立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使被告人的地位更加恶化。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行会祛魅

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行业协会是必不可少的民间组织。因为，虽然政府信息可能有限。政府会做错事；政府官员更有可能进行权力寻租。因此，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可以代替政府进行自治和行业管理；民间组织更是形成市民社会的强大动力，从而抵制政府的权力滥用，促进法治与宪政的良性发展。因此，行业协会从性质上讲，是与政府无关的组织，一个跟政府权力纠缠不清、有“二政府”之称，尚未“祛权力之魅”的行业协会，难免会沾染官场的官僚与腐败。     

试析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旧体制的碰撞和摩擦 ,导致经济体制中的空挡和经济关系的错位。因而 ,以腐败为主要表现的公共权力异化必然会出现 ,并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人的趋利是公共权利异化的主观原因 ;二是制度的缺陷是公共权利异化的客观原因 ;三是制约机制不完善是公共权利异化的重要原因。     

资讯

观点官员的财产信息不应该保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起草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官员的财产信息不应该保密。汪玉凯认为,作为个人来讲,官员有其隐私权,其财产权也是如此；但当官员掌握相当的公共权力以后,官员个人就不再只是他个人,而成为社会公众角色。在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社会公众对他有监督权。     

从短信事件看权力与权利

官员与普通公民的权力是不对等的,那么在权利保护方面也不应当对等,即法律应该偏重对普通公民的权利保护,而让政府官员尽更多的义务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志丹县的多位机关人员,因涉嫌将本县领导编进短信段子并传播,而遭逮捕、刑拘、免职。此事涉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

宋初 ,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 ,在体制上 ,削夺地方财权 ,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 ,禁止官员以权经商 ,加强国库管理 ;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 ,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 ,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 ,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在打击贪污方面 ,从严立法 ,从严执法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一些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同时北宋初年惩治贪污也有其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局限     

论腐败在清末新政官场的新演绎

清末新政旨在革弊振衰、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然而,由于晚清官场的腐败,自救的新政被执政者们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以新政为名,统治集团内部竭力争权夺利,枢府疆臣大搞权钱交易,地方官绅大肆鱼肉乡里。整个新政时期,腐败的官场演绎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争利图。     

中国古代统治者遏制腐败的七项措施

中国远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有了腐败现象。随着岁月的嬗递与朝代的更迭，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社稷覆亡的厄运，有效地遏制腐败，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我国古代已经制订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反腐倡廉措施，如制定律令，约束官员；官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严惩贪污，奖掖清廉；考核官员，审慎用人；异地做官，实行回避；荐官贪滥，须受连坐；执法公平，抑制特权。     

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败社会化与官员腐败的互动问题,由于偏执崇高而造成现实道德危机问题,因价值观错位而出现的反腐观念上的困境问题,非法制、非原则的人伦关系造成的腐败链问题,官员的腐败心理与腐败行为问题,因市民意识欠发达而未形成普遍的市民意识与反腐败的艰巨性问题,均与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联。因此,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除了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层面的管理之外,还需要加强文化层面的管理。     

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基于博弈论的反腐与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思想，通过对政府官员和纪检人员两个博弈方的静、动态博弈分析，求得两个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只有给予纪检人员更高的激励以及降低其反腐成本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反腐，同时应加大官员犯罪成本。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官员互相监督机制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可以预期，在目前没有实现高薪养廉的情况下，将官员反腐与职位升迁相挂钩，能够促进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的形成，逐渐构建起完善的反腐机制。     

中华苏维埃时期媒体对干部腐败现象的舆论监督——以《红色中华》为论述中心

《红色中华》作为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体特有的宣传和监督功能,较为客观、透明地对整个中华苏维埃时期革命政权内存在的官僚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做了全面曝光,并对此予以严厉抨击,这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解剖,且给予媒体以较大政治信任度和宣传权限的做法,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