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质问题研究境界的拓展与提升——王希杰先生的语言本质观述评

语言本质问题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王希杰先生在语言本质问题的研究上,突破了传统语言本质观的束缚,形成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对语言本质观的新认识。本文从王希杰先生语言本质观形成的基点及王希杰先生语言本质观的基本思想等几个方面,对王希杰先生的语言本质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王希杰的修辞理论与转换生成语法学

王希杰的修辞理论与转换生成语法学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所以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又各有其特点。1．理性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学是排斥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王希杰的修辞理论是结合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2．演绎的方法。转换生成语法学强调演绎法，轻视甚至忽视归纳法；王希杰的修辞理论在强调演绎法的同时，也不排斥归纳法，它不仅确定了演泽法的适用范围，还由演绎法入手建立了起语言预测学和修辞预测学。3．强调解释力。转换生成语法学主要运用潜显解释；王希杰的修辞理论还运用宏观解释和尺度解释。4．注重共性。王希杰修辞理论的形成，是受到转换生成语法学影响和启发的，同时也是王希杰先生不断观察语言现象，不断开发语言资源的结果。     

王希杰的语境理论：“三一语言学”中自成体系的暗线——写在王希杰先生七十华诞前

王希杰语境理论将语境纳入到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性与显性的框架中,注意到语境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将其作为一条暗线串在全部修辞学理论体系之中而又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王希杰语境理论是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拓展、创新和突破,具有导向性和方法论意义。这一立体式研究,对于我们较全面地认识王希杰语境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影响大有裨益。提出王希杰语境理论中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求教于大方。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王希杰先生在他的修辞学著作中多次论述"同义手段"或"同义选择"。这个观念在修辞学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王希杰先生认为:"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修辞,是同义手段的选择规律规则的总和。修辞学就是一门选择同义手段的学问"。如果王希杰先生的这一修辞学新体系得以建立并且加以推广,那应该是语言学的重大收获。     

新建构·新见解·新视角·新方法──读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新论》

新建构·新见解·新视角·新方法──读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新论》夏中华读过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后，不由自主地出现了读过一本好书所常有的那种心情，难以压抑的快慰，驱使着我要说点什么。胡裕树先生在该书序言的开篇就说：“希杰的这一本...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论三一语言学

现代公认的“三一语言学派”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拥戴并沿着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不断探索的一批学者共同创建的。“三一修辞学”或“三一语言学”,是当代一批有眼力、有才华的语言学者从王希杰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核心思想形成的。     

汉语语法学的重建:论王希杰的语法观

要建立比较科学的汉语语法学理论体系 ,就应在正确的语言观的指导下重新认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王希杰先生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贯穿到了语言研究的各个层次 ,并且拓展了语言研究中的“潜”层面 ,从而提出了“大语法学”的全新理论构架。王希杰先生还从语法非系统性的角度把语法理论体系的建构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建立了科学的动静观。同时 ,王希杰先生还以科学的统一性原则、简单性原则统摄语法学理论体系 ,这些都为21世纪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发展、为科学的汉语语法学的建构开辟一条宏富之路     

怎样运用同义手段选择标题用语

标题好比文章的眼睛,对吸引读者非常重要。本文尝试运用王希杰先生修辞学理论中四个世界的同义手段,分析标题在同义手段理论框架下的具体选用。     

论修辞学中的基本概念:显性和潜性

“到了80年代后期，（王希杰）提出了语言有显的一面，同时还有隐的一面，这两方面密切相联及相互转化，加起来才是完鳖的语言．这就看到了以前一般人不很注意到的几乎占语言一半的新阵地，视野一下子打开了，对语言的认识也就比较全面了．我想．研究王希杰对于语言学的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切人口或者说是突破口．”（于根元《伦王希杰的语言研究》）该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奥斯古德（C．E.Osgood）所指出的，语言就像一座冰山．语言符号中显而易见的东西仅仅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十二分之一，其他十二分之十一往往是隐含的…     

略论王维与“禅画”

普遍认为王维是中国绘画史上“禅画”这一画种的创始人。参禅的“诗佛”王维将禅心与画意融合在其空灵清寂的“水墨渲淡”山水画中,再现了他修禅的艺术体验,开拓出极为优美深邃的美学境界,达到了诗画相融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空淡清幽的艺术风格。他的“禅境画”开启了唐代的水墨山水,并对后世文人画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王维与禅的论证,阐述了禅画的概念及其起源,分析了禅画鼻祖首推王维的原因,简析了王维与“禅”、王维与“禅画”的关系,推断了王维的禅画风格,阐明了王维开创的禅宗画对后世的影响。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王维的“一般艺术学”思想

王维艺术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中介,以艺术功能为基础,以艺术构思为途径,“打通”了诗、书、画、乐等诸种门类艺术。这种具有“一般艺术学”意味的艺术思想是王维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融合的反映,也是整个盛唐时代艺术风貌的呈现。王维的艺术学思想对当下“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王维所访“香积寺”为“汝州风穴寺”考辨

王维诗《过香积寺》中的"香积寺"一直被各家注释为"长安香积寺"。根据实地勘查,长安香积寺不具备王维诗中的各种自然环境,而且王维不可能不知道寻访长安香积寺的道路。而诗中特征,汝州香积寺全部具备。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确认:王维所访当为汝州香积寺(今风穴寺)。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     

《滕王阁序》成文经过考述

王勃的《膝王阁序》到底作于何时?自五代以来有14岁、19岁、22岁、26岁(均以虚岁计)多种说法。从《王子安集注》理出9篇文章1首诗:王勃犯事后回到家乡3篇、南下省父途中6篇1诗。按文中可察年月排列,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王勃这2年间的心路历程,内疚、自责又渴望“复旧职”;在《滕王阁序》中表述的感情乃至文句,在南下第1、第3、第4文和诗中就已经成型了,所以到滕王阁后能一气呵成。9篇文章可确证:王勃南下省父经过南昌的时间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时年26岁.从作者原始文本求证毋席置疑.历史的迷雾应该澄清。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