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

鸦片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之一,因而近代小说对此多有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由滥觞到发展、勃兴最终走向式微的弧形轨迹.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存在着三个显著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作家对鸦片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书写鸦片时的心理嬗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鸦片叙事在近代社会乃至毒品走私与消费依旧猖獗的当下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及现实意义.     

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i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社团和流派),其发生发展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生态,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或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同时,文学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家聚散更有来自心理的因素和其精神的联系,并且这一聚散心理和精神联系直接影响着文学社群生态的平衡.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小说都市叙事整体观

本文全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各代表流派及作家的都市叙事话语。都市在30年代小说叙事中分别表现为欲望叙事、意识形态叙事、非自然叙事、文化哲学叙事和消费叙事,不同都市叙事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文学叙事现代性,使都市获得了丰富的现代品质和审美样态,并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促进和影响。     

文学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与实践意义——文学桂军系列研究论文之三

文学桂军在为当下中国文学提供文学佳作和作家成长的新鲜经验的同时,提供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文学、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文章通过对文学桂军文化经济实践的论述,论证当今时代文学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应具的三种形态及其实践意义。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论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

通过考察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发现无论弑父、自恋还是同性恋都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抗拒。由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书写的权利,当她们用文学来反观自身时,更容易通过变态心理的揭示,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话语方式予以反抗,因而,女性创作中充斥着大量恋父—弑父情结、自恋—同性之恋等深层心理经验,形成独特的潜意识的书写模式,这为研究者观察女性文本、触摸女性思维提供了独特视觉。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