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话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语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续完)——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三、古沮、漳经过的几个城邑——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都应在今蛮河流域如果上考无误,古沮、漳就应是汉水的支流,与属于长江支流的今沮、漳二水是两回事。但人们也许会问:是否有可能这两个地区的沮漳在齐梁以前同时并存,而与古郢都、江陵以及某些人们熟悉的城邑相联系的古沮、漳,仍是长江边的今沮、漳?要判定古沮、漳是否同时有二,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能否在齐梁以前的古记载中找得出     

齐梁以前古沮(雎)、漳源流新探(续完)——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三、古沮、漳经过的几个城邑——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都应在今蛮河流域如果上考无误,古沮、漳就应是汉水的支流,与属于长江支流的今沮、漳二水是两回事。但人们也许会问:是否有可能这两个地区的沮漳在齐梁以前同时并存,而与古郢都、江陵以及某些人们熟悉的城邑相联系的古沮、漳,仍是长江边的今沮、漳? 要判定古沮、漳是否同时有二,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能否在齐梁以前的古记载中找得出同沮、漳相联系的两套山川城邑来。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安徽“废督裁兵”探析

张文生督皖后,皖局发生很大变化,皖人为解决新安武军军饷问题,倡议裁兵节饷,这是安徽废督裁兵的内部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重新上台,废督裁兵运动高涨,为安徽实行废督裁兵提供了外在环境。鉴于形势和皖省特殊情况,安徽各界对废督裁兵都声明赞成,但目的各不相同。此后各方围绕"废督"和"裁兵"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最终结果,"废督"只不过是将督军"变形易相"而已,"裁兵"也只是裁新不裁旧。安徽废督裁兵虽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总体而言并未完全成功。     

论诸葛亮“西和诸戎”的战略地位

《隆中对》是诸葛亮帮助刘备创建和发展蜀汉政权,北伐曹魏,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在《隆中对》里诸葛亮对刘备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从这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很早就重视“西和诸戎”,并把它列在“南抚夷越”之首。“西和诸戎”不仅是发展蜀汉政权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是巩固蜀汉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     

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一件命名为"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的法律文书,其中的"例督盗贼"实为"督盗贼",此件文书实际上是监临湘即中部督邮李永上呈督盗贼殷何实核大男李建与精张自相和从的案卷,从中可进一步了解汉代督盗贼参与调查解决民事纠纷和汉代督邮传递文书的职责。     

两汉“都吏”“督邮”考

两汉时期,都吏与督邮都是郡守的属吏,二者在存在形式和实际职能上都极其相似。二者关系并不是传统说法中的"督邮即都吏",而是两个不同的职官。都吏并不是一泛称,而是一职官名,它与督邮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这段时期里作为郡守的属吏曾是并存的,但进入东汉以后,逐渐被督邮所取代。     

《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源流考

诸葛亮对孟获应实施过“擒纵”攻心策略，至于七次则不一定准确。一是缺乏必须做的理由，二是与先前待军众集合一并歼之战术原则不符，三是在现实中缺乏具体的地理环境支持。最早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华阳国志》多有将别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的例子，因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相很可能是将蜀汉政权多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丰富，罗贯中在史传和《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写出了给后人深刻印象的“七擒孟获”故事。     

略论汉代督邮

《三国演义》中关于张翼德鞭笞督邮的描写,可谓是活龙活现、哙炙人口,然而,它终归是历史的演义。事实上,作为郡守佐吏的督邮,在汉代地方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长征中“龙云献图”是怎么回事?

正在行军作战中,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对指挥员来说至关重要,有时会影响一场战役的胜负。在《三国演义》中,有个"张松献图"的著名故事。这张地图对蜀汉政权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红军长征途中,也有一个"龙云献图"的真实故事,让红军得以巧渡金沙江,甩掉国民党数十万追兵。     

论汉代的督邮

本文论述了汉代督邮的职掌、人选、地位和作用。汉代督邮作为郡国属吏,最初只是督送邮书;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其职责始以监察属县为主。督邮职微权重,担任此职者多出身贫寒又富有学识才干,在郡国属吏中被称为“极位”。督邮的设置,对整饬吏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诸葛亮的若干失误启思

诸葛亮才能卓越,为蜀汉政权的建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人们心目中理想智慧的化身。但其后半生中,存在着在荆州局势决策上严重失误、错估大局,不能审时度势,不善培养人才,不善授权任能,赏罚不明,拒纳谏言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政权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政权"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三国史记》载“靺鞨”之我见

靺鞨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代部族,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与交往.但是,朝鲜半岛的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有关“靺鞨”的记载,早于中国史书600年,引发了学界对“靺鞨”理解上的混乱,值得探讨.从历史地理方位以及相关记事来看,《三国史记》所载“靺鞨”并不是对某一民族的专指,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泛指.     

谈谈“临”字的本义

“临”字有金文、小篆形体,它的产生年代最迟也在周代。许慎《说文解字》云:“临,监临也。从卧,品声。”林义光《文源》云:“从臣(转注)。臣,屈伏也。临下必屈其体。品,众物也。……(?),即品之变体”。今按:许慎以为“临”字的本义是临下,即从上往下看。从卧,品声,是个形声字。此以小篆形体立说。古文“臣”与“目”同为眼睛形。卧字从人从目。觉时目张,卧时则目合。闭目寝卧,哪有“临下”之义可言?林氏是研究金文的专家,他认为临     

督邮主县和陶渊明辞官

陶渊明辞彭泽令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该篇的序中叙述他辞官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但他仍然“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想任满一年,待公田收获后再辞官。促使他居官八十余日就自辞的原因是“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而萧统的《陶渊明传》及《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都说促使辞官的直接原因为“岁终,会郡遣督邮主县,吏请曰:‘应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