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概念和范畴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观念、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固有视野和观念来打开一种新的研究通道。文章对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张中良提出的"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的"‘民国性’内涵"作了学理化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学术性考察,并力图以文本分析来导向理论建设,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支点和理论视域。     

中华民国史个案研究的突破与体系构建———以个人的研究为切入点

在史学研究中 ,也存在立体几何中的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民国史研究也是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与体系构建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目前的民国史体系是大陆、台港澳地区和国外“三足鼎立” ,各有所长 ,各有局限。无论在时间的阶梯上 ,还是空间的幅度上 ,整合国内外民国史研究的人才资源、史料资源和成果资源 ,是构建民国史新体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民国史研究资源重组和体系创新 ,应以全球化视野 ,确立民族独立与追求近代化的主线 ,消除壁垒 ,继续破除片面的阶级斗争观、领袖中心观、片面的革命观和孤立的政党观 ,研究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明确视角的焦点 ,加强全面协作。缩小民国史研究的距离 ,海内外学者应致力缩短现实中的距离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孙思白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八角亭学派"成员之一,孙思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侧重于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的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开创,确定了编写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尤其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其分期与转化,对其反封建主义,对陈独秀评价均有独特见解。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近二十年来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帮会研究阐述了其演变与特点;分析了其与共产党、工人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问之复杂关系;并对"帮会三大亨"进行了述评.考察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民国上海帮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海帮会的研究尽管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帮会史料急需整理、理论分析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尚须继续深化.     

民国秘密社会史的一部力作--《民国绿林史》评介

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的新著《民国绿林史》最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邵雍教授是中国近现代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颇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此前已出版《中国帮会史》(下编)和《中国会道门》两部专著。不久前问世的这部《民国绿林史》是作者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可喜收获。《民国绿林史》的选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绿林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牵涉面很广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现象。”民国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久已有之的绿林蜂起,几乎遍布全国。这些绿林势力形形色色,不仅成为民国史上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民国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

在近几年"民国文学"的讨论中,丁帆与李怡的理论构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代表性。本文结合研究范型问题,对丁帆的"1912年断代说"、"民国文学史"的构想以及李怡的"‘民国机制’说"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以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关系为视角,对民国文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谈民国政制史的研究状况及方向

浅谈民国政制史的研究状况及方向张皓一、研究状况由于某种合理的原因，民国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民国政制史作为民国史的一个专门史，因受到政治学、社会学长期停顿的影响，研究基础更为薄弱。国内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真正从事民国政制史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的事。大部头的...     

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

无论就中华民国史还是蒋介石个人政治生涯来说,新生活运动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民国史其他领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直到近些年,随着民国史研究地位凸显,由“险学”变成“显学”,随着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人和整体研究水平的日益提高,新生活运动才逐渐成为史学界关注的话题。从已经问世的各类研究著述看,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许多见解读后颇有启迪。但在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认为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很有商榷之必要,提出来求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迄今绝大多数学者都…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引人注目的开拓性力作——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已出版,它弥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民国史研究的一项突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民国史组成部分的西南军阀史的研究,取得较快的进展。张宪文先生在回顾民国史研究的情况时写道:“八十年代,对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成果显著,西南地区的学者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本书的作者不仅是这些有影响论著的主要参加者或主持者,而且从1981年起即开始钩沉辑佚,整理资料,潜心研究,撰写《西南军阀史》。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直至1994年10月,《西南军阀史》三卷本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它既体现了西南军阀史研究综合性的成果,又将把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这表现在: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对民国军邮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民国军邮史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区域研究以及根据地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宏观研究,体现在著作与论文两个层面;区域军邮史研究,以云南、湖南等地为最突出,其它地区略有涉及;根据地军邮研究较为系统,是一大亮点.至于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方面,就宏观而言还没有出版一部贯通式的民国军邮史专著,就区域而言各地军邮史研究亟待强化,就根据地而言亦存在大量空白.资料方面,除了口述史资料、实寄封等实物资料等之外,大量的资料存在民国报刊里.上述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助于军邮史研究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总统制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总统制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中外学者在研究民国史、民国政府与政治、民国政治制度史、民国政治史、民国政治发展、民国民主与民主化、民国现代化、民国宪政、民国法制史以及人物传记时,对民国总统制有所涉及。鉴于此,需要更加明确地把民国时期总统制作为研究对象,在更为广阔的视域里对它进行社会生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