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域纺织技艺的引进

元代西域纳石失、撒答剌欺纺织技艺因蒙古贵族的需要而得以引入,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官府制造业。撒 答剌敷应是以犬、兔之毛织成的产品,而非"一种衣料,可能是棉布料"。西域纺织品对元代蒙古社会生活的影响十 分明显。     

略论历代西域游记的整理与出版

本文论述历代西域游记的规模、发展、利用价值及整理情况，提出整理与出版的设想     

北朝至唐的尚武之变与西域乐舞东传

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的西部乐舞中的“尚武”之韵,已不再是游牧部族“野蛮”的代名词。到了唐代．它则凝聚了中原文明更多的精髓,既可代表社会集团强力实施的政治、军事行为,又在追求和谐、安宁的大一统中,彰显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并历经了初唐的童稚和天真、盛唐的武功盖世及开元天宝年间的青春和朝气、中唐离乱哀思中的冲动和热烈,直至晚唐,其“尚武”虽在落日黄昏中多幻化为形式,演绎为宫廷艳舞．盛极奢靡之风,但仍不乏将其“老骥伏枥”之志,稀释于艺术的“本真”和“纯然”之中而至生命的超然。     

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与民汉双语现象

本文依据史料记载,从汉代汉族屯戍者和儿童学习汉语及传统文化、西域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汉语汉文及唐代办学校兴科举等方面论述了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以此研究新疆民汉双语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试论西域僧入魏与北魏佛教的发展、演变及影响

北魏时大量西域僧进入中原,其中有师贤、昙曜、菩提留支、勒那摩提等名僧。西域僧在北魏译经、传法、开窟、建寺,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传承凉州佛教所带有的浓重西域元素,确立了北朝佛教强烈的国家经营色彩和重信仰福德的特征。北魏时期鲜卑统治者的佛教化、汉化和佛教的中国化融合在一起,佛教给己身融于其中的全新中原文化打下了深深烙印。西域僧入魏促进了北魏僧的西行求法和经教西传,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发展演化。     

西域文化与盛唐诗歌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者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对盛唐胡乐舞的文化知识及其对诗歌的影响分析得较为详细;二是对葡萄酒传入中原的历史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三是对盛唐诗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与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有较为准确的分析与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诗歌特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那种富含铁质血液的输入。其不足主要为:一是胡乐、胡舞、胡戏进入文学的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阐释得不够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蕴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探讨得不够深入;三是盛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与文学意义的探讨还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给盛唐诗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还有待推进。这些成就与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乾隆《西域遗闻》的编撰及其缺陷、价值

［摘要］《西域遗闻》是成书于清乾隆前期的一部西藏方志著作。从著者陈克绳的经历及书中资料下限来看,是书最后编撰成书是在其嘉定府知府任上,材料的收集主要在其任打箭炉同知及之后。此书在编撰及资料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但编撰者将此书成书之前已有的两个体系的清代西藏方志合一,并大量利用新刊行的《明史》资料,反映了清代西藏方志的发展,也使此书在清代西藏方志中具有重要地位。此书中的部分材料为编撰者亲历及耳闻目睹所得,在西藏研究及川滇藏区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内蒙古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与使用

正确分析建筑业人力资源现状,准确评估从业人员素质,是进一步开发利用建筑业人力资源的基础。本文针对内蒙古建筑业从业人员状况和人才结构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建筑业人力资源开发与使用的对策设想。     

“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唐朝官方文献,尤其是地理类文献中"西域"一词具体所指在唐朝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初唐,"西域"主要还是指敦煌以西的地区,和从汉到隋"西域"一词的经典含义一致。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占高昌国,太宗改置西州之后,"西域"就仅指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7世纪下半叶唐蕃在四镇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新疆)的争夺,直至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则造成"西域"一词词义的继续"西移":从此直至晚唐,"西域"都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而不包括当时称作"安西"的四镇地区。在这种词义变化的背后,是唐朝在西北边陲统治方式的深刻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时人所理解的"边境",也同时向西移动。     

多元共生、动态交融——回鹘西迁后的西域文明与居民身份变化

九世纪以后,曾一度称雄蒙古高原的回鹘部分西迁至西域,与那里的原住居民融合并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与喀喇汗王朝。960年,伊斯兰教被喀喇汗王朝奉为国教,此后的西域随着喀喇汗王朝的扩张逐渐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伴随这一过程,回鹘、契丹、蒙古与原西域居民融合而成了畏兀儿、哈萨克、回回等多个新的民族,西域居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共生、动态交融之景。历史证明,今日新疆的任何一个族裔性群体都是长期历史发展中或远或近、自他乡而来并与当地原住居民交融共生、共同发展的历史之物。     

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

可萨是西迁到高加索地区的一支突厥化部族,公元7至9世纪,可萨人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为丝绷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同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8世纪中叶,可萨人从萨满教的信奉者转而皈依犹太教。本文着重分析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由此提出这样的论点犹太人或可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     

论唐代西域烽铺屯田

唐朝统一西域之后,管辖今新疆、中亚等广大西域地区。出于军事及巩固边防的需要,唐王朝在西域驻军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西域驻军的屯田涉及范围极广,自军至守捉、城、镇乃至烽戍均要屯田。该文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屯垦作物、屯垦亩数、屯垦人数等方面,对唐朝西域最基层的军事单位——烽铺的屯田情况进行阐述。     

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太宗至唐玄宗时的一百多年间,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实施。租庸调制的推行,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     

新见唐宇文寂墓志与西域史事

新见宇文寂墓志记述了唐朝经营安西的相关史事,并且提到了时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封常清。因而该墓志的出土,对于补遗传世史料,加深认识唐朝对安西的经营,以及西域概念的地域变化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宇文寂墓志的出土,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之前曾经担任安西节度使判官,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在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投奔高仙芝、封常清幕府。宇文寂墓志的记载,给予了我们新的认识,根据墓志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日渐坐大的安禄山势力并没有放松警惕。     

昙花一现与黑暗中的光明——中国唐代与西方中世纪服饰对比研究

中国唐代与欧洲中世纪所处年代大体相当,在各自服饰史中所处地位都极为典型与重要。由于服饰形式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基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唐代服饰为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开放、最为繁荣的时期,只是到后期,那些坦露肌肤的服饰因不合礼仪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与此同时,在西方,被称为中世纪的5～15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其服饰外形呆板、保守,直到后期服饰形态构成上才有所变化,成为打破黑暗的中世纪的一个亮点。     

试析西汉时期发生在西域的三次矫制

西汉时期,在西域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矫制事件。本始三年,常惠擅自征兵攻龟兹,宣帝为抑制霍光势力,未赏罚常惠。元康元年,冯奉世矫制发兵平定莎车。因儒生势力的牵制,冯奉世未封侯。建昭三年,陈汤矫制发兵诛杀郅支单于。此时保守势力占统治,使陈汤最终被免为庶人。他们三人建奇功于异域,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对这三次矫制事件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汉的西域政策。     

唐代开元年间西域屯垦经济效益探微

唐朝重视经营西域,在一统西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开发活动,尤以开元年间最为典型。在对西域的屯田规模、产量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开元年间的西域屯田绩效显著,但在粮食供给上尚不能自给自足,仍需和籴以补军用。     

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清人七十一与《西域闻见录》

七十一，姓尼玛查，号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年问，先任职武陟县，后赴西域，在库车时撰写《西域闻见录》，死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所著《西域闻见录》流传广，影响大，后人据此书编辑、摘录成书者甚多，以致版本亦多，约有20余种，其中有七十一自纂本，也有他人编纂或节选编纂另立书名，还有坊间刊刻另易书名的。各版本中以乾隆刻本为最优。该书是一部内容翔实、叙述生动，不受官修志书刻板程式束缚的私家历史著作，是研究中亚史、边疆史和民族史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史料。     

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

文章纠正了唐代陇右道不是官吏贬谪地点的观点,指出,唐代西域有一些贬谪官吏,并对这些贬谪官吏遭贬的原因及时间进行了分析考证。学术界有关贬谪官吏败坏了地方风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唐代贬谪到西域的官员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安邦的才能,对唐朝经营西域及地方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还对唐代有关贬谪官吏"量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