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隆中说献疑

<正> 近年来,汉魏史学界兴起了一个“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讨论热,不少人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索,就发现尚有不少疑窦,而南阳说亦非无稽之谈,故下定论为时尚早,实有深入研讨之必要。在此就襄阳隆中说提出几个令人生疑的问题,并略抒浅见,以求教大方。 文献记载是否一致 丁宝斋同志说:“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试问:如果史籍文献记载始终一致,何以有清代和今日之论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须将一些主要文献记载加以梳析。     

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

对于汉代的大赋,历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自东方朔、枚皋、扬雄、班固、王充以下,直至近人刘熙载、刘师培等等,他们或是或非,观点均极分明.其中唯太史公司马迁的态度,颇为复杂难辨.是故后世的研究者们往往和墨搦笔,著文加以研究探讨.就目前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文章来看,其立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承认司马迁是肯定大赋的(以下简称“肯定说”)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大致有这样四点:一、为汉大赋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立传;二、在司马相如本传中载入了《子虚》、《上林》等大赋;三、司马迁说过相如赋具有“风谏”意义的话;四、司马迁本人亦有赋作. 那么,司马迁是否真的对汉大赋抱肯定态度呢?这四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由于这是     

钱锺书"意象"说献疑

钱锺书先生(包括敏泽先生 )有关“意象”的某些观点似存疑点。首先,《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意象”两字,并非是“意”的偶词,其内在蕴涵包含了“意”(主体情意)和“象”(客观物象)。其次,“意象”作为一个组词,并非是由刘勰第一次提出来的,它实际上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另外,明前后七子与唐人诗学理论中所用的“意象”,两者的美学蕴涵相同,都是指审美情感性意象。     

“语言学无国界”说献疑

“语言学无国界”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谁也不能创建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学理论;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具有文化差异性。同时,此说经不起实践检验,如长期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不仅缺乏应有的积极意义,且影响了汉语研究的正常进行,阻碍了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语言学无国界”之说不可轻信。     

柳永卒年献疑

北宋词人柳永是哪一年去世的?五十年代唐圭璋先生根据史料推测可能是在皇祐五年(1053)。这一说普遍为学术界所采用,似乎成了定论。由“可能”变为定论应该有新的确凿的证据,但是从五十年代至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那么,应考虑唐先生的推测是不是可以接受,其推测所据可信而且充分否?其论证是不是严密无隙?     

王稚登作《金瓶梅》说献疑

王百谷并非嘉靖年间大名士,而是万历时名声不佳的山人,他的丑闻被改换名姓写入<金瓶梅词话>之中,故他并非<金瓶梅>的作者,也不存在将此书全稿交与曹子念收藏这件事.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

“工商食官”解体说,早在四十年代初就为钱穆先生所提出。他认为,“春秋时期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战国时“封建贵族渐渐崩溃,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①其后,郭老在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进一步引申说:“古代重要的工商业,都和农业一样,是官家经营的。……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建立,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地主手里,工商业也就逐渐离开了官家的豢养,而成为私人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     

对一篇朱元璋非农民起义说献疑

学习了冯天瑜、周积明二同志合写的《论反元战争中朱元璋集团的性质》(以下简称冯文)一文,获益不浅。但对冯文关于朱元璋并非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反元豪强地主武装将领——反元地主军政集团首领”的看法尚难以同意,特不揣冒昧,献疑如下。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说献疑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有所为而发的一面之辞.其实与"至人重身"相比,他更敬重的是"损己为世"愍世忧时"的儒家圣人.其经学论文<管蔡论>,立的就是管、蔡忠贤以彰显文、武、周公圣明之论.他固然提出"六经未必为太阳",却不等于在说"六经非太阳".而将伊尹事汤和周旦隆化尊为典范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不可能是背弃名教的命题.所以,在不容名流隐逸的魏晋,以"乱教"非毁典谟"论诛嵇康,不过是司马集团在残杀拒绝"归心"的"卧龙"以胁迫天下而已.     

《史记》“太伯奔吴”说质疑

“太伯奔吴”作为传说 ,充满礼让精神 ,洋溢着民族亲和的气氛 ,我们应倡扬其精神意蕴 ,发挥其生动的教育作用。但无论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还是文字解释上 ,均存在诸多疑点。从史学求真求实的本质出发 ,应澄清史实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草率说献疑

从平城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事先做了大量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准备。对于反对迁都之官员,多加劝诫,对于普通民众,大规模赐民爵,尽量减少迁都阻力。孝文帝总览全局,南征北巡,开拓前线,稳定后方,并伴随有官制改革,使得迁都洛阳过程分步有序、有章可循。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确定的迁都方案,并非仓促和草率之举。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草率说献疑

从平城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事先做了大量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准备。对于反对迁都之官员,多加劝诫,对于普通民众,大规模赐民爵,尽量减少迁都阻力。孝文帝总览全局,南征北巡,开拓前线,稳定后方,并伴随有官制改革,使得迁都洛阳过程分步有序、有章可循。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确定的迁都方案,并非仓促和草率之举。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说献疑

日本夫马进教授认为朝鲜王朝洪大容的《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而《乾净笔譚》则是作者亲自定本.本文通过仔细对比二书,认为夫马进教授此说值得商榷.因为第一,《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譚》二书祖本相同,二者关系密切;第二,二书的文字互有优劣,不能以个别可能出自后期校勘的错误,指责《乾净衕笔谈》为杜撰本;第三,《乾净衕笔谈》比《乾净笔譚》多出接近一万字,极具文献意义和价值.所以,在研读洪大容留存的中朝文化交流文献时,《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譚》都是值得珍视的.     

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1955年2月,我到西花厅工作已经快1个月了我和组里的秘书们也相处得很好,但只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贸然问他们,那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当时,西花厅的前院和后院分得很清楚,我们在前院工作的同志很少有机会到后院去,就是有文件要送给总理,也是放在通往后院门口的值班室里。那两年我从办公室到机要组送文件,前院后院来来往往多少次,却一直不知道西花厅的后院是什么样。再说,我当时的办公室同西花厅还隔着一道矮墙,别说总理他们出出进进我见不到,就是他和邓大姐在院里散步,通常我也看不见呀!工作之余,我常常隔着窗…     

鲧、禹神话原型研究中的“捞泥造陆说”献疑

鲧、禹父子治水相关记载既有超自然的神话,也有远古历史传说,一般认为先有超自然的神话,经过历史化改造,转变为远古历史传说。鲧、禹故事无论历史化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其基本内容都是治理洪水,和创世神话似乎无关。部分神话学家认为这组治水神话的原型是创世神话之一即所谓捞泥造陆型似乎根据不足。     

王念孙“‘惰’、‘循’形近而误”说献疑

王念孙认为典籍中“倚”和“循”常常“形近而误”，并将大量的“倚”校改为“循”。但对典籍中“惰”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倚”几乎都是在表遵循义时被认为由“循”所误，而表其他义时则不被言误，用“形近而误’’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倚”与“循”同有遵循义，不烦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