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价值观探析

宋代商人的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宋代商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其经商活动,并在其经商实践中反映出来。宋代商人的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观上,商人坚持"逐利"和"农本位"的理念;在政治观上,商人主张通过科举考试及官商联姻等途径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社会责任观上,商人秉持"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在信仰方面,商人提倡佛道信仰、重视鬼神崇拜。宋代商人价值观的某些内容对当前商人价值观的重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商人行为体现于商业资本的整个运作过程,与区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区域社会特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与说明.从关中社会这一视角考察明清"陕西商人",可以克服以往举例论证商人是否兼并土地这一研究方法的偏颇,证实了陕商总体上在家乡并未广置田地."陕西商人"促成了关中社会的变化,同时又受到当地社会的各种限制与规范.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互动与整合关系.     

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一千零一夜》人物身份谈

商人在《一千零一夜》的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之所以有这种侧重,源自于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与晋中社会

晋中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孝义、列女等卷内容和作为民众意识文本的祁太秧歌对于研究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和分析晋中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文献反映了继嗣制度、缺损家庭、异常的婚姻家庭状况等极具特色的晋中商人家庭结构。正是由于经商盛行造成的商人家庭成员流失使晋中商人家庭结构经常处于失衡状态 ,这种失衡是晋中地区社会结构失衡的真切表现     

论商人自治:缘起、内涵与实效

商人自治即商人的自我治理。在当代中国,商人的自我治理缘起于市场的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商人自治在性质属性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在对象内容上表现为建立自治组织、制定和实施自治规范、解决纠纷,在功能作用上主要在于维护"行业公地"和实现互惠正义。与政府治理相比,商人自治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伦理成本和关系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效。在当代中国迈向"大社会、小国家"的未来关系格局中,商人自治值得引导和提倡。     

西门庆的商业头脑与商业道德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通常被作为地主、商人、官僚三合一的反面典型。其实,西门庆主要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较好的商业道德的新兴商人。他不仅对商品价值有准确判断,对商业前景有正确预测,善于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商业利润,善于宏观管理和调配资源,而且重合同,守信誉,反对弄虚作假,主张合理分配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发展要求。他虽然不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却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值得社会关注并给予正确评价的人物。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商人特征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由泼皮浮浪破落户子弟发展而为集恶霸、商人、官僚于一身的人物。西门庆身上，既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有封建意识的残留，但更为突出的是表现了早期新兴商人的思想性格和气质特点。西门庆的思想状况和性格发展史，反映了明代中晚期封建势力与新兴商人势力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社会发展状况。西门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新兴商人正在从封建时代的社会土壤里破土而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势力的现实。西门庆以其官、商、霸相结合的形象特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商人的艺术典型。这一形象塑造的成功，标志着《金瓶梅》高度的现实主义成就     

《石点头》作者的商人情结

《石点头》作者有浓厚的商人情结。作者在"劝诫"本意下,塑造了富商大贾、小商小贩、"士而商"者等一系列商人形象,这些商人仗义重情,令人敬重,不再是重利忘义、坑蒙拐骗、骄奢淫逸的代名词,他们开始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小说还描绘了繁荣热闹的商业场面。究其情结原因,主要在于"士"对"商"态度的转变、商贾势力的强大和追逐名利的世风。天然痴叟对商人的情结,也体现出他对商人职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认识,尤其是对商人价值观所隐含的历史进步性的正确的认识。     

语言决定的悲剧--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儿子与情人》

文学语篇的语言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文学语篇的理解要求读者的语言学知识.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作品<儿子与情人>中人物语言变体的使用,在归纳其非标准变体的基础上,从语言的地区变体、社会变体与社会网络、语码转换、语码混合、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等几个方面分析人物语言,从而发掘人物特点,挖掘作品技巧与内涵.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从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看作家商业文化心态

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具有自身的特征.从这类杂剧中,可以透视出杂剧作家商业文化心态:对商业和商人的鄙夷, 面对商业与商人的无奈,以及对商人的愤妒.这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心态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

西商的兴起历史悠久,明清两代最盛,其实力雄厚,曾雄居明清时全国商帮之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则关于西商的故事,对西商的商业活动和人情世态有普遍的体察。《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表现出商人的职业特征：既有诚信笃实、道德高尚的廉商诚贾,也有忘恩负义、巧取豪夺的奸商佞人;既表现了西商挥金如土、仆舆华丽的豪华,也反映了夫妻离散、背井离乡的孤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历史信息,客观地反映了昔日西商的历史风貌。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论汉代的市

汉代的市不仅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封闭的行政区域.政府规定在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及其家庭必须围绕着市居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籍制度及与此相关的专职官吏.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清代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考述

襄阳双沟镇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镇,其2014年新出土的《乾隆山西会馆碑记》为我们探究清代山西商人的行踪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历史资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清代山西商人的发展轨迹。     

清代盐商与官僚资本述略

清代官僚资本是盐商发迹的主要资本来源之一。清初,盐商依靠官僚资本的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并于乾隆中叶达到顶峰。但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僚资本的日益高利贷化,盐商因受累于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而逐渐走向衰败,嘉道以后,终于发展到纷纷倒闭的局面。事实表明,清代盐商的兴衰与官僚资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