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金人“中国”观特质新论

金人的"中国"观呈现出狭隘性与超越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政权概念具有强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出于"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维护本政权霸主身份的需要,金人将同时代的南宋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金人的"中国"观已经萌生出一种不论华夷种族、不论南北民族地域,皆可为"中国"的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意识,这与孙中山所提倡的"五族共和"理论有相通之处,为近现代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晚清”的含义及意义

对"晚清"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中国中心观"与"西方本位论"两个角度指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从求真到致用:周谷城历史分期观的演变

周谷城的历史分期观发端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此后又几经演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定型.革命促使周谷城一步步地调整其历史分期观,并最终接受"五种社会形态说".学界大都把周谷城的历史分期观等同于"东汉封建说",这就忽略了其丰富内涵和复杂演变.     

中国公益广告在“公”还是在“利”——论商业化公益广告的合理性及发展出路

中国的公益广告一直是传媒学界和业界探讨较多的文本,讨论中心主要围绕公益广告的去商业性质问题。本文以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民族企业的基本商情为分析背景,立足客观现实,重新审视中国公益广告的"公"与"利"之争,分析了现今中国公益广告未彻底去商的原因,阐述了商业因素存在于中国公益广告当中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指出这一现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能够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质疑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在经济学界日盛,并已演变为学界主流.然而,对中国经济改革"渐进论"的理论方法、现实根据和实践意义所进行的思考却使我们感到,"渐进"未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本质认识和科学概括.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

本文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民国文学"说不恰当地攻击了已为学界所广为使用的"现代"、"现代性"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性概念,体现的并非文学史观的进步。另一方面,"民国文学"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依据、分期界限等也存在偏颇,即过分强调了国体、政体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其世界背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一种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     

“话语”概念与“东方学”理论的关联及启示

"东方学"理论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为我们解读西方文化传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萨义德的基本思想直接得益于福柯,特别是经由福柯发展之后的话语概念。本文拟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东方学理论,详细考察二者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分析这种关系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新时期中国史学“非中心观”述评

当代史学观念的反省和全球化进程推动着"非中心观"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取向的产生。通过对"中心观"的批判和摒弃以及对"中心"这一提法的质疑与否定,旨在树立"非中心"意识,培养多元化观点,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既重视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特殊性,又兼顾其共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变。"非中心观"面临的实践及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值得反思。     

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抛弃西方中心论、重新估算中国历史上经济总量也为学者所重视。宋代由于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对宋代的经济总量进行估计。但是,当这些估算还在学界进行讨论时,其结论却因为传媒而在学术界之外迅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放大,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论、"二分之一"论,更有所谓的占世界80%的说法,宋代经济之辉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由于这些说法基本无科学性可言,学术界向来未予置评。但考虑到它们经过一些媒体有欠慎重的广为传播,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误解,以致严肃的学术研究被娱乐化,本文通过回溯以上数据的理论背景及其产生方式,揭开"宋代GDP神话"的神秘面纱。作者认为,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     

日本人的“中国观”

深入探讨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如何将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合理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多次变迁.纵观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以日本国内环境变化为基础,并结合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深入剖析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在新世纪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存在的"悲剧性"与悲剧性"存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一

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目前学界已有初步共识.而(准)悲剧风格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之一.虽然中国文学历来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意识资源,但经典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经由王国维到鲁迅传递到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体现出一种既具西方因质又兼容东方底色的悲剧品格.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品性呈现出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过客"式悲剧风格类型,它崇尚由尼采的酒神冲动所导致的毁灭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最逼近经典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格调;其二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与理性的现实存在之间冲突所引起的生存之悲,它更倾向于对悲剧精神所承担的艺术拯救,也更富于审美蕴藉和艺术冲淡意味;其三是对庸常性生存和经验化存在的一种悲切之思,其沉沦化存在本相的书写与东方式命定观的相互制衡形成了悲剧性的张力结构.     

当代中国“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诠释与构建

面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元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元命题立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融)合关系在理论争辩和实践的变动距离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追求二者的连续统一体形式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焦点。从充分重视和努力开发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智慧资源——"一分为三"出发,可将政治与行政关系定位为"中和"关系,诠释为"交越式"政治与行政新形态,找到了连续统一体的契合点。构建"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首先需要确立国家信任社会的理念意蕴,进而在以"党政关系"为主轴的政治发展向度寻求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累积性的优势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培育"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内部生长点;在以"行政功能"为核心的政府治理向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广泛吸纳社情民意,建立分散式的公众协商决策体制,实现政府单中心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向多中心的协同治理格局转变,找到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外在支撑着力点。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如何理解《东方学》--兼谈学界对萨义德的批评与误解

《东方学》的写作动机起源于萨义德的个人经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其学术方法来自后结构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其理论要义则是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虽然具有深刻的逻辑矛盾,但《东方学》对于当前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