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

角色一词是戏剧中一个专门名词,1937年R·米德把它引进社会科学领域,并定义为:“人处在某一位置,行一定的权力与责任。”这就是说,角色是指和一定的社会位置相联系的行为模式,或者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特定个人的“典型的”表现方式。地位或身份为其“成员”制定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及活动。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就是角色行为。角色是规定这种角色行为的情境因素之一。任何社会中的角色规定均类似一种语言,个人绝不能自我发明而担当之,正如我们不能创造一种语言而予以普遍运用一样。个人在进入某一社会位置之前,角色权利与团体义务已有所规定,并限制着个人的行为方式。个人     

苏联及其后继国的民族地位和民族问题：一项制度主义的解释

苏联虽已解体，但其对种族一民族（ethnonational）之异质性的独特的适应能力这一矛盾性的遗产还依然存续。这一适应能力取决于制度化了的多民族身份（institutionalized multinationality）。苏联不仅在人种统计学的意义上（根据其人口的特殊的种族多样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性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苏联国家对作为国家及其公民基本构成部分的多民族和多民族身份的存在，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如何正确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

把霍尔种族化,即深描霍尔的“黑”皮肤,把种族“身份”及其觉醒建构为贯穿霍尔作为学者的一生的内在逻辑,是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霍尔“身份”政治学的适用对象,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没有充分认识霍尔学术研究的介入性质,夸大了个人早期经历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存在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试图找到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正确理解霍尔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抵抗、开放性和接合,同时回到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及其流变中去.     

英语词汇与多元文化

英语似乎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英语的发展从古到今正是吸取了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的结果,持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带来了自己的语言、文化,英语正是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发展中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考——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

公民身份理论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并有助于形成一种政治发展理论的中国话语。它不仅能够从其权利发展维度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历史性的分析,也能够从其参与行动维度对政治发展动力予以逻辑性的分析,实现历史与逻辑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民主政治与民生政治的双向互动,选择的是市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互交叉选择性演进的发展次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体现为体制内外的双向作用:公民身份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内动力;公民身份作为公民呈现的参与行动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外动力。     

受刑人权利保护范围的探讨——从法定权利的视角

所谓受刑人权利,就是受刑人作为具有受刑人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受刑人,权利内容是享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受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由受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由法律规范和非法律的其它社会规范确认为正当的受刑人的行为或行为自由、行为方式。     

联合国会员国的身份获得与主权国家身份建构——以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例

主权国家不仅是一个由实效性要素所构成的实体,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一种国际主体身份。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不仅对主权国家身份在国际社会的全面建构具有直接的权威确认和支撑作用,而且也对主权国家充分享有其主权权利并实际参与国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接纳新会员国"机制为主权国家身份全面建构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程序机制和博弈平台。为实现实质性的独立建国目标,巴勒斯坦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对此,国际社会目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形成了多种博弈力量以及错综复杂的博弈格局。     

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农民权利研究——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