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论社会分化的三个维度

社会分化是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问题,但关于社会分化却见仁见智,一般也认为社会分化主要在分层这一维度上展开.本文首次提出社会分化至少有着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即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系统功能分化,社会分化在这三个维度上展开自己的丰富内容.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的横向维度,是社会分化的基础与前提.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的纵向维度,是资源占有的分化标识.系统功能分化是社会分化的深化维度,是现代化的重要形态.文章认为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意义与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本路径,是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推力.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影响和谐稳定和国计民生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创新点,从而使社会管理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全文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整合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结构;满足公共需求,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创新利益协调机制。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基点的展开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性研究

若欲对市民社会这一主流语式作一深入研究,须把握几个基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的自治及限度、内涵的多层次与包容性、社会的内涵及该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实证;而其历史变迁又可归纳为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与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剥离;其历史发展也实践着市民社会的不同层级概念:描述性、规范性与价值性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及中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等问题观点不一,虽然简单套用易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扭曲和忽略,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形态间全无共同点,尤其当引入现代性思考维度来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时,不能说其在中国语境中无意义,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是中国现代化须作出的努力。     

选择神祗:明代公祀体系的包容与排斥——以地方公祭神祠为中心

明代地方公祭内容当中,各类神祗祭祀的变化最为频繁,大致经历了洪武朝定制期,成化、弘治迅速发展期,以及嘉靖以后的持续增长期三个阶段,祭祀内容不断增加,以致繁复.地方公祭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考虑其是否有功于国家、惠爱在民、具有保佑功能,或学识德行昭著.这样的选择标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通过对这些神祗的公祭,发挥崇德报功、示范表率,及舆论导向的功用.因此,明代公祀体系具有明显的“为公”属性.整体来看,明代地方公祀体系是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动中,其包容和排斥性构成理解明代地方祭祀信仰层级结构的一个视角.这种层级结构显示出明朝政府对国家所倡导的儒家信仰、制度性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类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分层保障:探索有中国特色养老保障模式的新思路

当代中国老龄群体已经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层,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很难正确调节多元的养老需求和有限的养老能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保障资源有限的务件下,解决拥有不同经济条件和保障能力的老年群体问题,必须依据不同层级的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选择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公正恰当地保证老有所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分析

社会生态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在自我生长与复杂互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变迁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构成了社会生态分析的三个基本向度.由此反观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现实,可以发现: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政治生态;市场化推进中的利益分化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经济生态: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