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唐体之辨及其诗歌史意义

许学夷所辨之唐"体"包含两层内容:一为"体制声调",一为"气象风格"。前者着眼于诗歌的体式规范,关乎声律形式诸方面要素;后者立足于诗歌的风格特征,与总体呈现的艺术意味和精神态势有关。而体制声调与气象风格一为"先",一为"本",即先从诗歌的形式要素入手,进而上溯或呈现其气象风格之本然状貌。在辨体的基础上,许学夷展开对唐诗因革关系的描述,划分"源"与"流"、"正"与"变",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线索。作为对一种审美范式的标举,许学夷勉力维护着汉魏盛唐诗的正宗地位,而出于对诗歌发展历史的通识,他又承认了唐诗变异的合理性。     

馆阁体的兴盛、极致与消亡

正馆阁体书法,专门指清代那些千篇一律,以实用、应试等为目的的书法,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消亡而变化。产生这种书风并非只是清代才有的现象,每朝每代为了"书同文"必然在书写的清楚和容易辨识上有所要求,甚至最好是统一。只是由于清代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加之社会生活中对书法实用性的进一步需求,清代馆阁体书法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历代。其中,清代帝王对书法的热衷也在馆阁体的导向与促进问题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

吴兆骞赎归反映了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康熙帝虽对吴兆骞所献《长白山赋》"览而称善",但他绝非像一般文人那样仅仅着眼于其华美的词采,而是看重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吴兆骞归京后参与以容若为中心的花间草堂文人雅集,并非只为以文会友,而是有着深隐的心理动机。康熙帝所推行的"文治"策略及当时满汉矛盾的缓和,是吴兆骞得以赎归的根本原因。通过吴兆骞赎归这一事件也可觇视江南文人心态之变迁。     

清帝东巡祭祖揭秘

正盛京(即沈阳),是清朝统治的大后方,被誉为"龙兴之地",很受清统治者重视。清代入主北京后的10位皇帝中,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曾先后10次到过盛京,这就是民间说的"清帝东巡"。康熙帝开辟东巡祭祖之路据档案记载,大清朝皇帝东巡祭祖起源于康熙帝,但是,最早筹划的人,却是顺治帝。原来,清王朝刚入主中原时,政权尚不稳定,尽管顺治帝一直想到龙兴之地祭祖,但始终未能成行。直到1670年,玄烨(即康熙帝)登     

日本手机小说的文学形态

手机之"文"不同于经典之"文",是21世纪出现的一种边缘文学形态。是从手机短信这一互动方式延伸出来的文学。手机小说不以文法为上,不以丽辞动人,却能表现出浅近自然的语言之美。它通过少女习惯的变异文体和手机媒介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内向传播和容量缩削中表现少女的"情志之真"。以会话体代替叙述体为章法形成"无障碍"交流;以单个"感觉"为行动元架设情节;以分割行间距的"余白"为段落组织情感;以巧妙利用显示屏的"体言止"创造余韵,创造了这一基于手机这一时尚终端的新的写作/阅读空间。     

“重返”浪漫传统:“知青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知青小说"虽然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特殊"时代话语",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与整个的文学传统"断裂"开来,其以人与自然的特殊对映、英雄与归去的复杂交融等关系结构所形成的浪漫传奇的叙事品格,既是对中国现代以来主流文学"革命传奇"叙事模式的承袭,也是向中国小说传奇叙事之浪漫传统的"重返",并因此给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经典化"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启示和思路。     

庾信与王褒羁旅体验之比较

庾信与王褒同样由南入北,二人的诗歌中都由现实的羁旅处境引发出了人生的"失路之感",但史书对庾信与王褒的评价却并不相同,庾信可以说是成了"羁旅"的代名词,而王褒则被认为是"忘其羁旅".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在于王褒在江陵失陷及入北之初的言行让人们对其人品产生怀疑,而庾信则在作品中一再强化羁旅的主题,因为其羁旅的体验的不同,其作品的深度及文学的成就也就有了高下之别.     

嘉定文派古文观及其创作述略——从嘉定文派之兴谈起

嘉定文派之称始于明遗民归庄,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区域性古文流派,兴于明万历初,余脉延及清初.传承归有光之学,通经学古,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批评八股之"俗学"、七子之"伪体".文章六经为质,并以韩、欧为古文"正宗",兼而采之.创作上"经经纬史",追求"文从字顺",形成平实淳雅的风格.嘉定派被称为古文"正宗",在明清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对明清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论于慎行的工商业与消费思想

于慎行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工商业与消费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积极肯定商人的地位,高度评价工商业的作用,主张予以切实的保护和扶持。于慎行提出藏富于贾的观念,批评封建社会的严法苛令,强烈抨击封建君主剥削掠夺商人、摧残工商业发展的行为,对于当时江南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于慎行以四时比一代之气,意识到明朝经济正由盛转衰,物力大诎。于慎行虽在私德上肯定节约,但更反对一味禁奢,主张通过公家的"贸易"、"营为"来促进社会游闲人员的就业,同时积极引导商贾和达官贵人的消费,并鼓励适当的休闲游乐。     

形态差别与文化渊源:中西诗歌爱情主题探究

中国诗歌传统主题是忠君爱国,西方诗歌以爱情为中心.西方诗歌的这种爱情传统和骑士文学有直接联系,中国"诗言志"的政治抒情传统严重限制了爱情诗的发展空间.西方诗歌中体现为对爱情大胆率真的歌唱,包含有强烈的性爱因素.中国诗歌通常不能大胆地袒露男女之爱的欲与情,情感较为理性化和逻辑化.中西诗歌爱情主题的不同形态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别.     

论查慎行的行旅诗

查慎行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清初六大家之一,其一生"行程万里半天下",在行旅途中创作出大量的行旅诗。查慎行行旅诗具有纪实性,融纪游、咏史、抒情、悟理为一体,形成对仗工稳精确、句法平易晓畅的艺术风格,在清代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中体"释论

"吴中体",指"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形成于北郭结社,既是吴中派崇古用世、遁隐顺时、遗世独立、适意求静士人心态的外现,又是吴中诗歌传统的承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吴中体"宗唐、复古,力矫元人多作七言近体及"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主要特征有五:崇尚才情,风华颖迈;感时伤事,诗以存史;自适性情,清新自好;不主新奇,擅于咏物;诸体兼擅,臻于"大全".与吴中派兴衰相对应,"吴中体"也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即从前期自适性情,到中期多凄凉之音,再到后期归于"清雅".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

"尚理"和"以议论为诗"是苏轼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常作为苏诗的代表性缺陷而被批判。其实苏诗并非纯粹"以议论为诗",而是充满"理趣美",是高度凝练、高度结晶的情感与哲理、形象结合的表现,它符合诗歌的美学特征。理趣诗的产生是诗歌内在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苏轼丰富的才学、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完成了宋代诗风的根本转变。     

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以唐长安应制诗中的“地方感”和“秩序感”为考察视角

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公鼐生平家世新考述略

东蒙公氏家族史是明中后期江北地区早有的"馆阁世家"。公鼐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其嫉恶如仇,仗义执言,不结党营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耿介正直的士大夫风骨更是令后人所钦羡。然其生不逢时,才华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更是令人扼腕不已。     

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

长期以来,归于地理历史类的<东京梦华录>的文学本质方面遭到忽视.实际上<东京梦华录>处于笔记小说发展历史的中心环节,它上承汉唐笔记风土之长,下启宋及宋后笔记小说描写城市繁华与市民日常生活之先河.尤为孟元老所采取的"不以文饰"以俗为主的手法,创造了一种韵散相间,短小清新,上下通晓,亦庄亦谐的"梦华体",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习俗史地著作的,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主流的笔记文学流派.     

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

以文学成熟时代的眼光看"谣"、"谚"、"歌",它们与诗无大的不同。因为成熟的诗歌,只凸现文本。但无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还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出发去考察,都会发现,先秦时期"诗"的概念与"谣"、"谚"、"歌"有很大的差别,而与"颂"十分接近。按产生顺序来说,先有谣、谚、歌、颂,然后才有"诗"。因为"诗"有"志"、"持"二义,所以又有主"志"之诗与主"颂"之诗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的"诗"亡,然后有"辞"的出现。从这些概念的分合中可以看出,先秦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谣、谚、歌———诗(志、颂)———辞"三个阶段。     

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钟嵘《诗品·序》评析

钟嵘的<诗品·序>表现了他鲜明的文学观,体现了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关于诗歌的起源,钟嵘主张"物源说";关于五言诗的发展,他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与文学的源流盛衰关系;关于诗歌理论与批评,他注重"诗歌关"的标准,即谈玄说理、讲究声病、平庸乏味、无病呻吟的诗歌便是劣品,才高气奇、情真味浓、事景情一体、文与质俱优的诗歌堪称佳作,这样的佳作才具有"美"的特质、"雅"的韵味,才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