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怎样淡出高校的（一）生会运动中的社会学命运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学科内在因素所左右，那么自1949年开始，其生存的处境便同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方针与政策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社会学学科的内容遭到完全否定；社会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反思、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社会学的研究、教育机构逐步被削弱。以至最终被取消。     

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RC28对社会分层研究的贡献

RC28，即国际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下属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Mobility）。因为它是名列该学会的第28个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28），所以简称RC28。RC28自1960年苏黎世大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及国际比较，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跨国学术共同体，吸引着该领域一流的学者在此交流合作。现在RC28负责出版该领域的权威刊物《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Research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并且按照常规每年召开两次国际研讨会。2009年的春季研讨会首次由中国大陆承办。届时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变迁”。本文是基于Hout和DiPrete同名文章的编译，2006年发表于《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杂志。该文系统地回顾和小结了50年来RC28学者在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的学术贡献，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删节。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已出版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也有了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

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也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自１９７８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面临的是改革、开放引致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其间，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社会结构问题始终为社会学者所关注，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在现实层面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性的演变；在社会学知识层面涉及的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因而，这一研究“热点”亦成为…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下）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两岸社会发展论坛”综述

2009年12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和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两岸社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台湾的多位学者,介绍台湾几个重要社会领域的研究情况和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让上海同仁更多地了解台湾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加强两地社会学界的沟通。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为探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深远影响,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环境相互建构的作用机制,一个新的社会学分支——数字社会学应运而生并迅速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本文对数字社会学进行了简要介绍,梳理了数字社会学在劳工经济与生产、数字政治与权力、社会关系与互动、身体与自我、社会不平等以及方法论革新六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与西方数字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为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数字社会学在中国极具发展潜力。     

社会学是怎样淡出高校的(一) 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学命运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学科内在因素所左右,那么自1949年开始,其生存的处境便同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方针与政策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社会学学科的内容遭到完全否定;社会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反思、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社会学的研究、教育机构逐步被削弱,以至最终被取消。     

由三部社会调查专著看近代中国农村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和专著。其中为社会学者所作或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而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等。他们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概括的描述。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探寻中国农村的出路。     

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自索罗金开创社会流动研究先河以来，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方法运用最复杂的领域。本文简要回顾了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基本传统、核心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及西方比较社会流动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新趋势。     

“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

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受命承担起负责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他不仅深入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对社会建设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     

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与童星、刘松涛商榷

中国从 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 ,以社会统计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进行了不断的尝试 ,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从简单到复杂 ,使得中国社会学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中国的社会学毕竟起步较晚 ,因此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上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本文仅就童星、刘松涛二位学者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 0 0 0年第 4期上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一文 (下称童文 )中在方法的应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童星、刘松涛二位学者进行商榷。一、…     

“对话·社会·教育”译丛

对话是人类生存亘古久远的话题．也是一个跨越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什么是对话？什么是真正的对话？对话仅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吗？“对话 社会 教育”译丛的宗旨就是在于介绍、探讨，倡导．推行和实践对话．帮助人们重新恢复这项现代人类社会“缺失的技能”．于对话中重塑人生的意义．目的与精神．进而改造自我．人性和社会。     

《中国社会学(二)》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学》第二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 6月出版。该书为研究论文集 ,以收录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华人学者发表的优秀论文为宗旨。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在汉语学刊发表过的社会学论文或译文、已在外文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少量未发表过的社会学论文。所有论文的作者均是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社会学》是一本年度连续出版物 ,创办之目的 :一是纪念前人 ,二是推进积累 ,三是探索方向。本集分为三个部分 :1 .社会研究的基本问题 ;2 .单位制与城市社区研究 ;3.新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二)…     

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

在社会学界一般称四十年代(指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社会学传入中国的30多年,仍是舶来品。所以,如何使社会学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30—40年代社会学的中心任务。吴文藻、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及孙本文为代表的系统社会学研究,都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该期的特殊情况是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各大院校、研究机构及社会学者云集我国西南边陲,西南成为社会学的基地。社会学者们在西南搞乡村建设实验,办教育培养社会学人才,结合战时与实际部门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进行     

蒋旨昂的社会工作体系探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大背景之下，蒋旨昂、李安宅、杨开道等中国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们掀起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股浪潮。在这之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尽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也初步展现，然而还远未成体系。这阻碍了社会工作的继续发展和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契机下，蒋旨昂萌生了在教学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下称‘体系’）”的想法。这个倾向于实用的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社会学是怎样淡出高校的（二）社会学家的专业观是怎样改变的（上）

中国共产党从依据马列主义原理出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社会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学说及调查成果却未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这难道不能说明前者对中国社会把握得更准确吗？！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但主流舆论界持这种观点，就连不少社会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而这正是导致社会学遭到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举行“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06年学术年会”

2006年12月23日，“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06年学术年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02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主办、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承办，上海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研究生以及社会工作者二百多人参加会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学会副会长彭希哲教授主持开幕式，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潘世伟教授，复旦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燕爽教授也分别与会致辞。王仲伟部长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社会学有着与其它社会科学不同的分析社会的视角，应该在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希望社会学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学科优势，在制度创新、社会组织、社会公平、和谐社会指标等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作为一门学科得到系统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并以教授、研究社会学为职业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逐渐形成,其主要标志是1930年中国社会学者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此间经历了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社会学者们勉为其难,开展学术研究,培训人才,出版专业期刊和论著,使中国社会学初具规模,学术地位得到确定。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应邀作学术报告

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两个问题。近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发展理论引起了国家决策部门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各界学者陆续开展了发展理论及各国发展进程、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这方面的课题被列入国家重点课题,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分别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