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读《甲辰答朱元晦书》

《甲辰答朱元晦书》是陈亮一一八四年,给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字元晦)的一封回信。陈亮是我国南宋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南宋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金人不断南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朝庭屈辱苟安,国势危殆的时代。在如何对待这种苟安局面的问题上,陈亮坚持了法家路线,坚决主张实行改革,提倡富国强兵,举用贤能和有抱负之士,“驰驱战场,赶走女真,收复失地,洗刷国耻”;同反动“理学”家的代表朱熹的反对革新、反对提倡富国强兵、反对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反动路线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晚年陈亮和朱熹曾多次通信,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在这场论战中陈亮对朱熹的反动路线予以有力的驳斥和批判。《甲辰答朱元晦书》就是这场论战开始时陈亮答朱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功利”     

朱熹佛学思想简论

朱熹佛学思想简论邓新庆朱熹少年时曾研读佛学，于佛老之理无不皆精。《语类》云：“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的禅。”（《朱子语类》卷一０四。以下简称《语类》）当时，他受宋禅宗临济宗杨歧派僧人宗皋影响甚大。宗皋反对文字禅，提倡“看话...     

《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

由于杂于佛老之说、不是“孔子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吕氏大学解》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杂学辨》中所辨驳的“杂学”之一。然而,后人在判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时,却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朱彝尊、胡渭认为是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四库馆臣认为是“吕氏家学”中的吕希哲,王梓材则认为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而从朱熹本人的著作里,我们就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证据,可以充分断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是吕本中。     

朱熹人生境界理论述评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的人生境界理论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境界理论中，他所提倡的为仁由己乃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的。这一自律精神贯穿在居敬穷理的功夫当中，经由居敬穷理就可以走入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但朱熹反对把这一境界神秘化。朱喜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就是在对象性的修养认知活动中转识成德，提升境界的     

道统论视域下的宋代抑荀思潮

荀子在汉唐时代曾经与孟子并称为"荀孟",但其道统地位在两宋时期受到学者们的怀疑和否定,"抑荀"成为宋代荀学史上的主流思潮。在荀子思想是否与孔子相合的"醇疵之辨"问题上,宋初儒者尚认同韩愈"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说,随后兴起的理学家们则认定其"小醇而大疵"。醇疵之辨还是儒学内部的讨论,随着道统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对荀子的学派归属也开始产生质疑,荀子人性论被宋儒批评为源自告子杞柳之说,其政治哲学更被朱熹认为是申韩之学。荀子不能进入儒家的道统谱系,还因为他在道德层面不能达到儒家圣贤所应具备的精神境界,在宋儒特别是理学家看来,荀子并不完全具备儒家所努力倡导的圣贤人格。     

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

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柳诒徵史学的重要特征。当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及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掀起疑古辨伪思潮之时,柳诒徵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挥起反对＂疑古＂的大旗,并由此被作为＂信古＂、＂守旧＂的代表。事实上,柳诒徵的主张和行为皆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其爱国主义思想深植于其史学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当日军大举侵华之际,柳诒徵通过史学研究来唤起国人抗战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了其学术救国的治史理念。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浅谈韩愈对散文发展的一些贡献

韩愈是唐代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对韩愈这个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争论的。宋代的苏轼推崇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朱熹则严厉地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朱熹与黄庭坚诗学的离与合

针对南宋诗坛学苏者或流于恣肆驰骋、学黄者多务为锻炼雕刻,朱熹从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学思想,其中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有合有离:合者如重道德修养、养心治性与"诗见得人";倡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讲究诗之法度,主张循序渐进;黜浮华之习气。离者如欣赏自然平淡之作,反对刻意费力之作;尊古非律;反对无益的唱和之风,认为"失其自然之趣",不如不作。     

刘知几“独断”之说探析

本文明确提出“独断”之说为刘知几最具理论意义的史学见解，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内涵、核心、意义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笔者认为，刘氏“独断”之说的真正内涵并非否定官修史学，而是要在国家“专断”中，保证史家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其核心乃刘氏首次对史家主体自身建设问题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正是其理论意义之体现。刘知几“独断”之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对现代史学工作也不乏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朱熹“十六字心传法”之发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朱熹道统论之心传法,其中蕴含着朱熹心性论中的人心道心思想以及格物致知与居敬的实践工夫。由于朱熹对儒家道统之论解太过迂曲,招致了诸多反对。道统论起于文化困境之奋起,其就是本民族文化之自觉与警醒。儒家之道在仁义,而中华文化之特色则在于中,两者相融相济,共同体现着中华文明之民族特性。     

王船山的史学方法研究

王船山有关历史著作共五种,即《永历实录》、《大行录》、《莲峰志》、《读通鉴论》、《宋论》等。其有关史论部分,详见于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及《宋论》,也散见于他的治经、说子、论政、杂文、随笔诸作。因此,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哲学方而自成其体系,文学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史学方面亦有卓越的创见,为中国史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本文仅就他的史学方法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他在《读通鉴沦》的卷末写了《叙论》四篇,说明他写书的主旨,即(一)反对旧史的正统说;(二)说明史论的原则;(三)反对过去史新变论之二弊,即浅中无当之失和纤曲委琐之说;(四)申述古今治道之变通,赞美《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说明史论的意义。约而言之,其义有四:即(一)确立经世致用的目的;(二)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三)抱定实事求是的作风;(四)“言”、“事”、“义”相结合。这四种原则,一反从前的空疏而为实用,主观冥想而为客观实证,是明、清之际城市经济发展在王船山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分别贯串在读史、论史、订史和撰史等各个方而,提供一套完密的史学方法体系,尤其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