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后三十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六十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旧农村合作医疗阶段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阶段。两个阶段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但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经历了顶峰之后,迅速衰退;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没有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老路,但保障水平比较低。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相似的起点,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衰退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源于政府的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财力支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分析

目前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政府成为农村初级医疗保障制度创新的外在推动力,但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滞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保障没有确立;还缺乏推行合作医疗政策和合作医疗立法的原动力,即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体角色的农民,多数缺乏参加合作医疗的能力、主观积极性;作为主体的农民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接受各种规定,缺乏农民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机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内在缺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三农”问题提高到更高的层面上,在政策上极大支持了我国的“三农”工作,农村医疗作为“三农”问题中农民的切身利益,一直是我国关注的对象。本文从农村医疗制度这项公共政策的发展历程入手,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通过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角度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三项奠基性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对这三项制度的构建基本就构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支撑能力及其评价

文章基于中国9个省份的实地调查,从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合作医疗管理部门和农户等制度利益相关者行为与意愿的视角,对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撑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制度模式、筹资机制、工作网络等模块的支撑能力有限.而能否成功借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增强县市政府推行合作医疗的政治意愿,提高合作医疗制度平台的运行水平;并建立基于医疗供方道德风险控制的医疗费用降低机制,将决定农户从中的受益程度及合作医疗制度的未来走向.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与农民的医疗保障

文章运用2004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否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试图从微观层面探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步履艰难的原因。该研究建立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及医疗支出的选择行为两个决策模型,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及差的农民均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即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不仅存在逆向选择,分散农民医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从医疗支出模型来看,农村居民是否有医疗支出及医疗支出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对此无显著性影响,可见,中国目前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为农村居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中国农村人口医疗保障:穷人医疗干预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不同地区和阶层角度分析了中国大部分农村人口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医疗风险大,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旨在减少这种风险,但具体制度设计中对穷人的医疗干预效果仍然有很大局限,今后要从健康理念、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和政府作用角度加以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特困人口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制度建设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覆盖面是占农村5%的特困人口,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率一般都在85%左右,归属卫生部门管理。这两个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结合模式,既要有效地降低制度结合后的运行成本,让特困人口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住院补偿;还要有利于两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协调。经过3年试点的探索,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结合模式。     

中国农民养老的特殊性

中国农民养老的特殊性在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别人照料的时间很短 ;生活费用很低 ,养老成本低。农村可以实行“养老田”制度 ,与养老金制度配合运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更健全、加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养老实施方式具有多样性。可一种或多种方式并用 ,不断向完全社会化发展     

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缺憾 ;农村社会保障的根本特点不容扭曲 ,其内涵有必要明确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要改革要改进 ;农村农民的失业风险产生并加剧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要开拓 ;农村要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逆向选择问题验证——基于四川样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四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556户调查数据,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对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从年龄结构、参合报销情况、健康状况三个方面将农户分为高风险农户和低风险农户,通过描述性分析及计量检验验证了四川新农合运行中确实存在逆向选择,并就该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有必要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制度,要正确处理好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关系。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剑桥学派的社会救助思想是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确立政府在医疗救助中的主体地位,扩大农村大病医疗救助的范围,建立社会救助机构和基金,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影响因素探析—以青岛为个案

较高的参合率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运行的基础。从制度设计上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利于农民的参与。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强,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并不高,个别地区还出现了退保现象,这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对青岛市的研究发现,制度是否稳定、农民从中获益程度、政府资金到住情况以及筹资标准、方式等因素对参合率有着重要影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福利效应研究

文章从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新农合的政策效果。全国10个省30个村的千户农民调查数据显示,新农合的福利性并未得到农民高度的认可,部分农民认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医疗机构、基层政府而非农民。新农合在提高农民看病积极性、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农民健康状况等方面已初具成效。新农合在农民的参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实施与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     

论建立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 ,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 ,农民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合作医疗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不可能再成为新时期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应因地制宜 ,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灵活选择医疗保障模式 ,不能拘泥于千篇一律的模式 ,徒劳地寻求一劳永逸的模式 ,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应特别强调国家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的重大责任 ,国家需要在农民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和财政投入方面 ,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措施     

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分析——对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农民的调研

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决定着农民的参合意愿,进而影响政策的运行。通过对青州市谭坊镇参合农民的200份问卷调查,运用SPSS18.0软件进行频数、交叉、有序Logistic分析,结合访谈过程中管理层次反映的经验和困难,分析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上较为满意,但对筹资额的组成部分认知较差。参合农民对报销补偿等的满意情况、自身的身体状况、对经办机构(含经管办、收取个人缴费、政策宣传的村干部等)的满意情况、新农合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改善情况等四个方面对满意度影响较大,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满意度有反向作用。     

Politics and fertility: a new approach to population policy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why divergentpopul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arise in otherwisesimilar countries and to clarify how such policiesrelate to fertility decline. An analysis wasundertaken of demographic and policy change over a 30year period in four pai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lgeria and Tunisia; Bangladesh and Pakistan; the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nd Zambia and Zimbabwe. Insome countries, popular demand for family planningfacilitated changing policy. In others, independent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crisis or internationalpressure, pushed policy makers into action onpopulation policy, often in the absence of populardemand. In these countries, governments whichidentified a coherent rationale, usually economic, forreducing population growth, tended to develop moresuccessful policies. Strong and financially securecoalitions of policy elites were important in sharingthe political risk associated with such policies. Analysis of these processes has less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expeditingimplementation of new approaches to population andreproductive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