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创作论

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创作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兴会论,二是言意论,三是情景论。在兴会论中,强调要切实地以兴会作为创作发生的支点;在言意论中,既主张意主辞宾,又强调要立意、措辞两相自如;在情景论中,则极力申张情景交融,深入探讨到其内在的创作机巧及审美特征。谢榛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作出了贡献。     

论山谷诗吟咏情性的文人旨趣

黄庭坚虽晚于王安石、苏轼,但其"山谷体"诗对宋诗特质的形成和确立,却有着高于王、苏的贡献。论及"山谷体",学界往往注意更多的是立足于江西诗派,强调其对诗法的追求。其实,相对于诗法,黄庭坚更注重主体情性的艺术表现:注重吟咏情性是"山谷体"之本质所在。与此相关,黄庭坚的诗形成了鲜明的文人旨趣。探讨其吟咏情性的诗学观及其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对于深入理解和揭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黄庭坚后期诗作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

黄庭坚的诗歌风貌，论者常以新奇拗峭概之。然而全面考察黄庭坚一生的创作道路，不难发现，他对诗艺的追求，除了新奇拗峭的一面，还有自然简放的一面。而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主要体现在其后期创作中。本文就山谷晚期诗歌创作的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作一探讨。     

随缘自适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一代诗宗黄庭坚与佛禅有着先天的不解之缘,很多学者、专家已对佛禅思想与黄庭坚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做了诸多论述。本文仅从禅宗之随缘自适这一思想角度谈谈它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影响。随缘自适思想使诗人以豁达的胸襟面对生活的苦难,进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与奇崛奥峭不同的平淡风格,构建出清空的意境。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代诗人创作与理论同步举隅

古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在美学思想上多具有一致性或日同步,创作体现着理论,理论指导着创作。我以为,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使抽象的诗论观点具体化,形象化,又可使人窥探到诗人创作的某种美学追求,这未尝不是一条研究古代诗论与创作的路子。兹举二例,试论述之。一、黄庭坚“自成一家”说与《子瞻诗句妙一世》北宋诗人黄庭坚名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实际与苏轼齐名,胡仔所谓“元祐文章称苏、黄”     

静穆与洒脱——论黄庭坚对佛禅“静观”的融摄与其诗歌创作之关系

黄庭坚思想的构成与其对佛教理论的学习关系紧密,这也影响到了其诗歌创作。其中"静观"这一佛禅观照方式对其思想的影响尤为显著,投映在创作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表达对"真如"之心性的感悟,一是描写对"真如"心性观照外物时所得之洒脱超然的精神。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池塘生春草”并非“神助”辨——中国古典文学旧话重新说系列之三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谢氏家传》中被笼罩上“神助”的光环。但是，从谢灵运与谢惠连的交往、诗句出台的背景、创作传统以及谢灵运的写作习惯来看，其真实性确实要打很大的折扣。     

论石延年诗歌

在北宋中期诗坛上,石延年同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一起努力求新求变。他的诗具有意气标举、雄奇豪纵的鲜明艺术风格,在多种题材和体裁上都有足以传世的佳篇警句,对于欧、苏、梅、王(安石)、黄(庭坚)乃至宋词的创作都有影响,他无愧于北宋诗文革新的前驱者和“诗豪”的美誉。     

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世纪之交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于“新诗”、“现代汉语诗歌”中语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创作和研究界一个重要的话题。论文对其中三个问题进行评述,一是关于“现代汉语诗歌”与汉语语言变革问题的反思,二是诗歌口语与口语诗歌问题,三是“字思维”问题。世纪之交这场关于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引发了诸多有意味的话题。     

和韵的产生与流变

和韵是中国有近1200年历史的诗词创作方式,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受到尊崇,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行为。和韵正式形成于唐代,创始人是元稹和白居易。唐代浓厚的诗歌氛围、近体诗的成熟和元白的个性特征是和韵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韵有共时性和韵与跨时代和韵两种类型。跨时代和韵开辟了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新渠道,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字消遣的新方式。     

“迷狂说”与“妙悟说”中关于创作心理的比较分析

“迷狂说”是柏拉图提出的,与严羽的“妙悟说”,都是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重要学说,涉及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有相近、相同的地方,体现出了创作心理活动一般特点,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野,需要相互吸收和借鉴,才能获得对文学创作心理的最优控制。     

寻找春天的路标——诗集《紫金花》读后

著名诗人冯亦同的诗集《紫金花》是熔铸了诗人身处“时空”的博爱与情思、拥抱着他所萦念的“大我”与“小我”的“个性化写作”，这不仅表现在题材重大、格调高扬、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诗作上，也更多地面对生活中的“平凡”与“渺小”，指触“崇高”与“光明”之外的各个角落。他在新诗创作中十分注重形式美，提高了诗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拓宽新诗创作思路，加强新诗形式建设，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