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清爱国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的爱国情怀

诗人自古以情动人。晚清爱国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热情投身国家之邦交，悲情于国家之衰败，激情献身中国之变法，为晚清情愫最为切切之人。1877年（明治十年）11月，29岁的年轻举人黄遵宪以参赞身分，雄心勃勃地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此为破格提升。到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间在日本居留四年有余。此间黄遵宪着重研究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史，后写成一部50多万字的《日本国志》。     

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法律近代化离不开法律名词的近代化,中国近代法律新名词主要是源于西方,取自日本。先进的中国人在取法日本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和论文,其中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文最早,影响最大。在其《刑法志》里有大量近代西方法律新名词,近代中国人通过学习《刑法志》,迅速地掌握了近代法学术语,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传统法学的近代化。《刑法志》实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块巨石。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黄遵宪

黄遵宪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以他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等著作,介绍并赞扬日本维新改革和善于学习的精神,强调择善而学,反对抱残守缺。他主张吸收西方和日本的先进文化,建立民族新文化。他的思想和著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浅谈《日本国志》的经济建设思想

在近代中国,留心时务,讲求经济、主张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有识之士不可谓不多,但是亲历其境地深入考察一国经济的兴盛并以其成功的经验与中国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则未有出黄遵宪《日本国志》之右者。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1877年乘槎东渡,出任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方兴未艾的日本明治维新,使他立即敏锐地觉察出一种与古老的中国和传说中的日本完全不同的气息,他惊讶、思索、钦     

从魏源到黄遵宪——浅谈黄遵宪的历史影响

黄遵宪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启蒙者,他通过他的《日本国志》,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和民约论。首先介绍到中国来,又是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黄遵宪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湖南厉行新政,在变法改革过程中,极力宣扬民权思想,提出地方自治理论。他上承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无论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角度,他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就是黄遵宪的主要历史影响。     

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聚集在长春，就“中华古籍的世界传播”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近代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60多家藏书，其中善本654种。岛田翰的《古文旧籍考》考察了日本所藏中、日、韩刊刻的汉籍版本源流，分别考证了旧抄本、宋椠本、旧刊本、元明清及韩刊本，厘为四卷。     

《晚清“自由”语词的生成考略》补正

笔者在《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季号)发表的《晚清"自由"语词的生成考略》一文,存在诸多不足或失误之处:第一,马礼逊《华英字典》在英文解释上,对"Freedom"与"Liberty"有所区别,但在中文解释中皆以"自主之理"一词译之;第二,传教士《自主之理》文中的"自主"、"自主之理",即指英文"Liberty";第三,《新解地理备考》的最早版本,最晚当在1847年已经刊印;第四,蔡锡勇在《美国合邦盟约》中,明确以"自由之福"对译"the Blessings of Liberty";第五,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自由"概念进行的是批评,而不是引介。     

郁达夫《日本谣十二首》笺注

这组《日本谣》,题又作《日本竹枝词十二首》,是郁达夫留学日本名古屋时的诗作.诗前有作者原序:“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然近年世变重繁,民风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序中提到的黄公度,就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黄遵宪.黄遵宪在任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期间,曾对日本的历史、政治、风俗诸方面作了较深入的考察,著有《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郁达夫的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与冈鹿门

黄遵宪在任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馆参赞时期与日本文人冈鹿门友谊深厚,在诗文创作、学术思想等方面彼此切磋交流,这对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杂事诗》的明治维新解读

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以诗歌的形式,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解读,是晚清末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早做出的全面的反应与记载。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巨变波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一个挚爱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考察日本发展的同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祖国的贫病交加,因此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可以说塑造了一个近代中国的学习榜样,他认为日本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衷心希望中国通过学习日本,像日本一样走上发展与富强的道路。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明状元黄观“三元”考辨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状元黄观“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的说法在科举史上一直是个谜团,不同的朝代、版本、专家均有争议。文章从黄观的出生历史、科考记录以及明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出发,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重新考辨黄观“连中三元”的史迹。     

吴汝纶赴日考察述评

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写成《东游丛录》一书,为清末新学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访日期间,他关心中国留日学生并且主张聘请日本教习。吴汝纶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     

渡边晴夫在中日超短编小说研究领域的贡献

渡边晴夫教授从事中日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达五十年之久,尤其在中日超短编小说发展沿革及文章选讲方面的研究造诣杰出,近20年来一直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界所称道。他在中日超短编小说比较研究领域里的主要贡献表现:治中日超短编小说比较研究,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将200余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当代超短编小说作品翻译成日文,扩大了中国超短编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积极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会议,是华人文学界中引人瞩目的"外国人";研究成果享誉东南亚和中国两岸三地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