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四夷馆论考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水之南,铜驼街御道两旁设置了四夷馆及四夷里。其设置的具体时间,推断在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四夷馆及四夷里内主要居住有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和朝贡使节、入朝的周边民族首领及大多以朝贡使节名义进入洛阳的商胡贩客。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体现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为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因族别、国别之不同而分别设立馆、里的制度对后世的客馆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4-18世纪东亚大陆的"译学"机构

中国明代四夷馆与朝鲜王朝司译院,在历史的当时,都是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主要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翻译朝贡国家的往来文书.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相同,但学制、教学内容又各有侧重.     

回族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成果

<回回馆译语>是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编纂的波斯语文教材.四夷馆所编<回回馆译语>有"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部分就是<回回馆杂字>,而"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只有"杂字"部分….<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就其编纂方法和性质而言,相当于汉语一波斯语分类词典.作为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教学遗留至今的代表性资料,<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在18世纪后流传到海外,为一些著名图书馆和私人所收藏,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

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均设有联络、接待外国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往来信使的专门机构,明代称作"四夷馆"和"会同馆",清代合并两馆,改称"会同四译馆".这些机构出于日常翻译参考和培养生员的需要,曾经编写过一批汉语和外国语或中国少数民族语对译的辞典,后世统称"华夷译语".本文综述了明清时期"华夷译语"脚编译及其在国内外的存世和研究情况.     

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

明王朝统治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明朝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明朝的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满族统治者如何才能推翻明朝的统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获得各民族的支持,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如何处理民族关系,集中反映在他们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上.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即位开始,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传祚13朝,共300多年.在这300多年中,清王朝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按其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看,大致可分为满族统治者入关前时期、康雍乾时期和清朝后期三个阶段.     

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土家族的祭祀奇观

祭祀,是有史以来人类的共同活动。用什么方式祭什么神,各地区各民族有着千差万别。信仰和崇拜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它反映该民族的意识、愿望和性格等特征。夷水(清江)流域是中国古代巴人发祥地,土家族的摇蓝。她在祭祀领域中的一些奇特活动,乍看出人意外,细思又在情理之中。清初,这一带改土归流,打破封锁才几百年。几千年的民族隔绝,使她们尚巫觋之风不减,使佛道之教不远,敬神的方式方法较为独特。     

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状态常常是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引起的。因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均对“夷夏”民族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状况与需求作出了相应的论述,由此汇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夷夏论”史。本文着重从西周“封建”设“要服”、“荒服”;孔孟时代“尊王攘夷”和“夷夏观”;江统《徙戎论》;宋人石介《中国论》;近代社会“体用”论争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等几方面入手,对这一富于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的重大问题作系统性研究,这不仅对理解民族关系理论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抑或可以说对理解和处理当代民族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论民族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互不相同,相应文化规约下的经济生活也各不相同。因而,在进行经济开发时,必须因地制宜,才能收到实效。本文拟就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 《滇省夷人图说》中有12幅记录少数民族婚俗的图画和图说,本文从聘礼、迎亲习俗、媒妁以及通婚圈四个方面入手,解析了图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云南民族的婚俗文化.     

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课题——与龙远蔚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应进一步明确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和客体。民族经济不等同于民族地区经济，应重视对某一民族实际的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主要特征，一要研究国民经济发展中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问题；二要研究各民族的经济关系，尤其要重视民族经济利益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影响；三要研究各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要重视各民族经济的比较研究。总之，研究中要突出民族性和应用性。当前，民族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是对民族利益的研究悄然发展；二是对各民族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和具体化；三是城市民族经济研究增多；四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研究趋强；五是民族信息经济研究成为重要课题     

顾实汗生平略述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明末清初我国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汉族农民军与腐朽的明朝封建势力在中原地区进行着殊死的大搏斗,而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洲贵族势力以锐不可挡之势长驱入关,与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封建势力形成逐鹿中原之势。它们以各自阶级的与民族的斗争需要,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力量,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也在急剧地变化。     

明代回回通事詹升史迹考

有明一代,在事关明朝对外关系的大事件中,几乎都有回回通事的身影。詹升就是回回通事群体中杰出的一员,他凭借出色的语言天赋及外交才能长期参与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频繁的政治与经济交往,增进了各兄弟民族间的交流与互信,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鞠躬尽瘁。詹升一生中曾多次修缮清真寺,对伊斯兰文化发展的贡献同样值得赞赏。     

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存在三种夷夏观：戎狄豺狼说、用夏变夷说(华夏文化优越论)、积靡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体现为“共生”“会通”“象征”。“共生”是两种相互背离的乐舞传统并存,相互交流并未改变彼此乐舞的性质与审美特征;“会通”是同一乐舞文化内部异质力量与内生力量的互补;“象征”则是因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将乐舞符号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雅俗之辨,实际上推动了乐舞的创新发展。总体观之,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在乐舞领域既能各有创造,形成特色;又能互动交流,相互融摄;既能吸收外来基因,又不至于丧失自我。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将发现其片面性。夷夏之间双向互动、四夷内部双向互动,才是民族关系的全貌。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中心的,华夏与四夷血脉相连,世系相继,共同构建了多民族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是主线,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未断过。清末民国期间,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开始为学政两界所接受。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迈进过程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华"含义,均指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设提供历史基础。     

元代民族经济交往形式

十三世纪时,元朝实现了我国的大统一。中央政府同边疆各民族地区的领导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了,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区处于元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下。由于社会秩序安定、工农业产品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各民族、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元代民族经济交往,从内容来说,既包括内地与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交往,也包括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从形式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