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孙膑兵法·擒庞涓》篇反映的军事思想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汉武帝初年的墓葬里发现了散佚一千数百年的《孙膑兵法》。这部古兵书的出土,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时期军事问题和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特别是《擒庞涓》篇,对于进一步探讨早期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 《孙膑兵法》里的《擒庞涓》篇,是记述战国中期有名的“围魏救赵”的魏齐桂陵之战。孙膑在这次战役中,采取“批亢捣虚”的战法,调动魏军于运动中,乘隙发起不意的攻势,击败魏军于桂陵,擒获大将庞涓。     

战国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

许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他的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鴃(jué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他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的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也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是农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农家的材料还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同书《爱类》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也有部分材料。     

关于图书分类法若干问题的讨论

图书館学专家杜定友先生在1962年先后发表的《科学分类与图书分类》(《光明日报》1962年4月23日)、《图书分类法的路向》(《图书館》1962年第二期)、《图书分类主詞目录的建議》(《学术研究》1962年第三期)等三篇論文提出了图书分类采用分类主詞目录的主张。归納起来是:(1)图书分类目录与主詞目录     

论汉武帝《李夫人赋》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武帝《李夫人赋》并非如学术界所说的作于元鼎四年或元鼎六年,而是作于元封三年之后、太初元年之前。《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其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在赋史上有开拓意义。     

“阳信家”铜器铭文补释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南,从葬坑内出土的二百三十六件铜器中,有十八件铜器上刻有铭文,学术价值较高,引起中外考古学者的重视。(厶贝)安志同志《谈阳信家铜器铭文》(以下简称(厶贝)文》),对这些铭文作了考释研究。我们读后深受启发,对一些问题试作如下补释。     

论梁实秋散文

一 梁实秋(1903—1987)与散文结缘,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作于一九二三年的《南游杂感》、《清华的环境》等(均载于《清华周刊》),已初步显露出他的散文艺术才华;一九二七年他执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有段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作一篇短小的散文,后经筛选编成一本集子《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出版)。据梁实秋晚年在《雅舍散文·副刊与我》中说,这本书曾有人盗印过,但它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一九二八年十月,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一卷八期上发表了《论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相当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散文艺术主张,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国传统散文艺术的重视,同时又善于大胆地汲取西方散文长处的艺术见解;其中固然有个别观点有着贵族气的痕迹(如认为“引车卖     

董仲舒对策年代考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对的策,这本来在《汉书·武帝纪》中说的明明白白,但《资治通鉴·汉纪九》却把它改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年)。司马光还通过他的《通鉴考异》为这一改动进行辩解。清人齐召南在乾隆年间版印的官本《汉书》的考证中支持了司马光,清人沈钦韩在他的《汉书疏证》中也支持了司马光。这一改动、一辩解、一考证,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这六年间的一系列尊儒术罢百家的举动,都是以董仲舒的对策为动力的。这个误解至今未消除。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     

关于张寿王的死因

郭老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初版于1981年发行;他在解放后又修订出版了两次,对于原著认为不够稳妥之处,有的成篇(八篇)删除,有的加注眉批。在科学出版社1962年的最后一版中,仍有一处未加眉批,值得研究。第313页的小注云:“《律历志》引刘歆语云:‘寿王历迺太史官殷历也’。”第310页云:“主张《殷历》之张寿王与刘歆实为生死对头。”又,第314页云:“《太初历》与《殷历》争持     

韩非的形名辩说形式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唯物论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实用逻辑家。为适应当时封建统一的法权政治之需要,他提出了“循名责实”、“形名参验”的逻辑理论。他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主张依法检名,注重功效,极力反对空谈形名理想、徒论主观法禁的虚辞,把形名与政治统一起来,使逻辑辩说方式能够成为“与世宜”、“与世有功”的东西。他虽然没有从逻辑上直接提出思维形式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定义来,却在实际运用中总结出一套实用的逻辑方法。从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尤其是《问辩》、《说疑》、《说难》、《储说》、《说林》、《难言》及《解老》、《喻老》诸篇)的议论形式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概括出韩非形名参验逻辑的五大辩说形式,即辩式、说式、解式、喻式、难式。下面,我们拟就五种辩说形式——予以解析。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

《史记》十表 ,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历史发展的线索 ,虽然十表内容各不相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即主张大一统政治 ,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这从十表各自的主题和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人物对象以及《史记》整个体例等方面都可得到证明     

报告文学是否允许事实基础上的“略有虚构”

1980年初,《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严守真实的党性原则》(以下简称《原则》)的理论文章,该文批评:主张报告文学在事实的基础上允许“略有虚构”、是把报告文学引进一条死胡同,歪曲历史事实,败坏党     

关于蒋智由

拙作《鲁迅与〈浙江潮〉》在本刊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发表后,发现有些错误。我们又查找了有关资料,特作订正与补充说明,并向读者致歉。主要的谬误,是以蒋方震(百里) 与蒋智由(观云) 误作一人。在写前稿时,我们见到沈瓞民的回忆文中说:“《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蒋就辞编辑的职务了。”(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 一时不察,就据     

《史记》相关重要问题和新版《史记》修订情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其记事下限应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史记》成书后不久即有十篇亡佚,而后好事者多有续补。《史记》采取了"纪传书表"体这一综合性的述史体例,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史料价值极高。司马迁关于苏秦、张仪事迹的记载真实可信。《史记》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中华书局修订本参考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多种珍贵版本,广泛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全面覆覈了三家注引文,撰写校勘记约3500条,改动标点6000余处。     

对“美在联系说”的商讨

一、“美在联系”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在当前美学讨论中,有同志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论点“美在联系”,广泛流传,很有些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仔细研究。当我们在刊物上看到这样的标题:《用现代科学和方法揭开美的奥秘》(《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三期)是十分高兴的。运用现代科学和方法,是应该的;能用它揭开几千年未解决的美的难题,更是好事。这篇论文一开头就把这个“美的奥秘”揭开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美在心物联系”。其实,这也不是新答案,历史上早就有人主张美在心,有人主张美在物,也早就有人主张美在心物之间的关系。老答案得到了新肯定,也可以,关键在于提供什么新的论据和论证。作者说:“‘美在心物联系’。确切地说,美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现实的联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铸制出来的足以打开美的大门     

评《管子》书中“静因之道”的认识论

<正> 《管子》这部书,我国学术界早就存有争议。现在通行的八十六篇本(其中亡佚十一篇,实存七十五篇,今本的《封禅篇》系据《史记·封禅书》补),大致保持了汉代刘向所厘定的面目。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现已基本确定,书中大部分篇章系战国中、后期稷下学者的著作。《管子》中的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但也异常复杂。就总的倾向看,唯物主义思想在全书中占着主导地位,它集中体现在《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宙合》、《枢言》等篇所阐述的精气理论上。我们在《〈管子〉中的精气论及其历史贡献》(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5期)一文中,简略论述了《心术》等篇所创立的精气理论,本文再就这几篇的认识论思想作一初步评论。     

太平天国的一场反专制反腐化的斗争——“杖责事件”的真相

<正> 太平天国癸丑三年(一八五三年)二月占领南京建都为天京后,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领导核心中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关系和几个主要领导人的主张、思想作风的历史资料,最集中最翔实的一篇,就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天父下凡诏旨书二》。这本小册子生动地纪录了太平天国癸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