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建设的扩张 ,将有越来越多的城郊失地农民在身份和职业上变为城市居民。这些已经或将要实现职业转换和身份转换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本文试图通过对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的分析 ,提出相关的解决思路。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受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的影响,被征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的探索中,江苏省太仓市自21世纪初以来以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为目标、以实现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整合为方向、通过"土地换保障"等途径,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社会政策的并轨,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主要问题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制度设计公平性不足。借鉴江苏省太仓市经验,我国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应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就业、推动社会政策定型发展、提升公平性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几个方面着力。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路径浅析——以保定市为例

为顺利实现保定市"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积极推进保定市的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由农民角色群体主动地向市民角色群体整体转换。也需要政府主导,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保证农民向市民转化。保定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科学、合理地向市民转化,广大农民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向市民转化的意识,为实现保定市预期的发展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角色转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失地农民数量激增。如何使这一群体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城郊农民角色转换中面临内在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需要城郊失地农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更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公共政策,为城郊失地农民实现角色转换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身份和户籍政策造成农民工社会资本先天不足和积累困难,从而使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取消户籍区分、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农民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必然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城郊农民教育问题研究

加强城郊农民教育是城郊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城郊农民的增收,有利于实现城郊农民的市民化,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之中的新型农民。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城郊农民的教育存在着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教育内容方法针对性较差、教育投入保障不力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健全城郊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机制,注重职业教育内容的实用性与教育形式的灵活性。     

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

社会风险的矫正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而社会资本在社会风险矫正分配方面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法哲学角度可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伦理型社会资本和法理型社会资本,伦理型社会资本的弊端决定其式微之必然走向,而法理型社会资本符合法治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既要考虑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又要注重微观的自组织发展和正当程序设计,还要考虑主流法律价值的弘扬.     

农民流动、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格局,并将乡族式社会资本带入城市,这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同质性、强联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本身内含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合作信任、公民信任严重不符,导致城市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思路、治理法规、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存在弊端。维护城市稳定,实现居民团结合作需要政府治理的革新,以为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时期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借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兴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来探索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

城市的高速发展占用了郊区农民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被迫开启市民化过程.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失地农民定位市民角色,内化市民角色规范,扮演好市民角色,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失地农民对市民角色的扮演包括静态表现和动态表演两部分内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角色距离过大及角色转换动力不足等角色困境,即失地农民没有完全进入市民角色.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失地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这三方面条件的分析,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尚未完成,并对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融入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述评

本文简要介绍和评述了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文献,在厘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概念,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指出该领域理论争辩的焦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强关系与弱关系孰轻孰重;(3)“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孰轻孰重。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灾后恢复中赖以依靠的三种重要的资本,其作用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灾害中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利用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17个村的问卷调查,比较了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汶川地震灾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在灾后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