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

历史时期长江水灾发生的规律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地区开发的加强，生态调节机制的破坏，长江水灾越到近期越为频繁。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当前，加强生态保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围湖造田，实施高科技减灾工程，是谋求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良策     

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思考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大保护是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而提出的急需完成的一项严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建设一个绿色生态廊道。长江流域为血吸虫病流行主要地区,如何在保护长江生态的同时,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对血吸虫病消除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文章对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剖析,提出完善部门间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创新技术研发,加强野生动物监测和家畜管理,提高人群防护意识等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综合立法研究

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战略布局,其开发利用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需要制定一部专门性的长江水资源保护法律为整体化治理工作提供支撑。这部专门性法律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消除现行法律法规间的冲突、加强长江水利委员会权能、完善行政与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落实公众参与。     

增强长江健康生命保护长江黄金水道发展长江经济带生产力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然而我们对长江保护得还不够,利用得还不够。对长江最重要的开发应为沿江经济的开发,长江经济带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探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长江流域的保护,保护是开发的重要条件,要发展长江经济带生产力,必须首先为维持长江的健康生命而不懈努力。     

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法理研究

在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建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是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石油天然气在开采过程中,对土壤、植被、地表水、地下水等生态系统都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必须建立油气开发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生态服务消费的有偿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要求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市场主体承担补偿责任、支付环境成本来达到遏制其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目的,从而促使生态资源开发利用者更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宝贵的生态资源。     

长江水文化:时代命题及其构建

长江流域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厚的反映长江多样地域特征的水文化,对流域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今天立足于整个中华文明及国家大战略的视野来审视长江历史上形成的水文化,就可以看出仍然缺乏对于长江水文化系统、整体的认识,缺乏一个能够包容长江各流域段和各支流流域,特别是能反映长江系统性、整体性的水文化概念。长江水文化概念的提出,目的就在于构建起关于长江的水文化系统,使“长江水文化”成为代表长江流域水文化的整体性符号。通过长江水文化的构建,使长江各流域段和支流流域的水文化整合为一个整体,同时结合当代发展的需要,注入新的文化支撑要素,构建起长江水文化的支撑系统。长江水文化的构建不仅对传承保护长江的水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对于今天推动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长江大保护、流域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生物生态工业初探

生物生态工业是模拟生态系统的功能，建立起相当于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和保护生态资源相结合，工业发展与生态平衡协调统一的生态资源良性循环的工业。发展生物生态工业，要转变片面注重提高生产效率的传统观，依靠科技，遵循生态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自觉组织生产、保护生产力这一优越性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展、综合评价及主要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黄先后经历了“根治水害、开发利用”“科学调度、节约用水”“生态优先、系统治理”三个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在共抓大保护、协同大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幸福黄河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综合评价进一步发现,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提升幅度大、进展速度快,但高质量发展推进相对缓慢,成效不够显著。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从控制污染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治理方式从条块分割转向协同共治,发展方式从粗放扩张转向绿色低碳,黄河文化从无序开发转向保护传承利用,民生保障从行政区转向全流域均等化。围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两大关键主题,在关键领域创新体制机制,为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贵州传统渔具的当代启示——以“百苗图”各抄临本中所绘渔具为对象

长江“十年禁渔”是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之一,但在落实此项举措中,却面临了一些执法监督上的难题,尤其是对传统渔具的监管亟需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同时,不少研究者将研究对象锁定在长江中下游的淡水鱼主产区,而忽视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但对长江中上游的水产保护同样事关整个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保护成效。如果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执行与监督在中上游地区无法精准落实,那么此项举措的最终成效也将大打折扣。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图志编撰工作,历史积淀深厚,其中“百苗图”历代抄临本对贵州的传统渔具有系统且详实的记载与描绘,系统认识这些传统渔具适用的对象、范围及其效能,对当代精准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的执法与监督工作,可以提供来自历史的诸多启示。     

从长江水灾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长江水灾不仅给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长江水灾的频繁发生 ,是长江流域不合理的垦殖导致大幅度水土流失和河湖淤塞、水位抬升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流域生态安全体系严重失控所致。只有尽快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减轻长江水灾的危害 ,确保国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是生态安全网、生态战略点以及生态脆弱区的恢复与重建     

同饮一江水 共谱协奏曲——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访谈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联合与发展既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7年来,中国长江流域经贸合作的纽带、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共同打造的“联合舰队”——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共唱合作、开发、进取这出大戏,使得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如今,长江流域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中国长江经济带飞速发展的原动力。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

本文通过清代长江流域农业经济开发的考察，论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今天科学地开发和利用长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资源，制定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有借鉴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经济发展、资源功能与中国的配置绩效

经济发展理论高度重视各种资源等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西方经济学的信仰者由于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难以科学认识劳动对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而也难以科学论述资源在发展理论及其模型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分析模型，以此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及能源支撑体系，调整、优化资源及能源的供给与需求结构。     

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与国家语言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调查经历了附庸研究、本体研究、资源研究三个不同的阶段,方言调查就是对方言资源的调查、保护与开发。方言资源主要具有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方面价值。方言调查,对方言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还是对国家语言治理理论的治理实践与反馈。进行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探索为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与启示:我国语言治理要坚持主体多元化,突出“国家在场论”原则;保证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国家语言治理的全球视野提供宝贵经验。     

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途径。     

携手发展长江经济文化──小记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研讨会

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大学共同主办的“迈向21世纪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研讨会”于97年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石化疗养院举行。来自国家计委和长江流域各省市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开发、开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决策，探讨新世纪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开幕式上，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作了讲话，他引用江泽民同志的话指出，长江流域将成为继沿海开放地区之后一个开发潜力最大、很可能上得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