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结构的方法论意义研究

法律规范结构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最基本的方法论意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标准,法律规范通过内在要素及要素间的逻辑联系体现其标准意义.要素有二:其一指示规范的适用对象,为"对象标准";其二赋予规范对象相应的法效果,为"法效果标准".二要素的逻辑联系是,如前者适用则后者也适用.而其方法论意义则表明,对象标准为法效果标准指示适用的对象和路径,司法者必须尊重并接受这种指引,方可正确达至个案裁判之目标.进一步讲,对象标准有"概念"和"类型"两种形态,由此又有概念思维与类型思维两种基本思维方式的区分.     

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从合法性、合理性到可接受性

虽然德沃金强调"惟一正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还是一种现实状态,由此引发了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问题.作为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合法性与合理性有其固有缺陷.在最低的合法性标准与最高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可接受性因其妥协和综合的性质而成为法律解释评价标准的次优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法律方法的开放性趋势.     

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标准再探讨——兼论人类干预之司法判断模型的构建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标准直接影响到其作品资格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以"独立创作、源于本人"和"最低限度创造性"作为独创性构成要素,采用独创性主观标准,以人类干预引领和保障科技向善.司法实践中,构建人类干预评价模型,将案例抽象为人类干预情形组合,可解决独创性主观标准之客观化问题;构建人类干预条件模型,归纳人类干预情形组合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解决独创性主观标准之门槛问题.     

司法公信力与良性司法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司法权威的重要标志,是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尊重、认同的心理态度和信仰程度.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是一种评价信任,是司法公正的真实表达.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司法自身而言,其首要因素是司法不公、司法不廉、司法官道德失范.遏制司法不廉,强化法院的自身反腐,必须倡导良性司法.良性司法,是指让司法美德或者司法伦理成为每一位司法官在裁判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和操守,它是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客观表现,具有道德公正性、道德责任性、"合理、合法、合情"性、道德规范性、道德权威和法律权威的统一性等特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既是法院自身的期待,更是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为了实现良性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建立客观、科学的司法公信力的评价系统.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道德评价方法辨析--从"道德失范"说起

"道德失范"是一个价值判断,暗含了一个道德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评价标准自身是否合理;用不变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变化着的道德实践是否合理;用单一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多层次的"现有的道德实践"在方法上是否合理;用过去的或现有的观点来审视新的道德实践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否合理,这是"道德失范"问题所关涉的,也是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道德失范"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和所使用的方法作一辩证分析,使人们对目前的道德现状有一个更科学的、更明确的认识,同时对建立新的道德标准问题及科学地、客观地评价现有道德实践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建议.     

提高我国假释率的必然性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着眼于打击犯罪,我国假释适用率一直非常低,假释力度严重不足.然而,近年来国际上诸多国家的假释率一路走高,提高假释率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笔者以为,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随着社区矫正组织的广泛兴起,修复性司法已逐渐获得社会认同,对我国假释制度进行适度调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推理

中国古代的法律推理分析,是指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并被运用到司法实践中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辨证推理等形式.这种司法推理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司法"的现象大量存在,忽视法律程序的风气比较严重,迷信色彩没有完全消退.形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推理由于缺乏相对发达的逻辑学知识背景,和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的立法条件,仅仅具有司法的工具性质,从而长期陷入到"人治"的环境中无力自拔.     

我国司法活动评价机制与现代司法理念的悖离及其原因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司法活动的评价机制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存在着错位,在很多方面悖离了现代司法理念,从而加剧了司法信任危机。深入分析这种悖离及其原因,有助于探寻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并将司法评价机制纳入现代司法理念的轨道,以理念为视角去理性评价司法价值。     

试论法律运行中道德要素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的道德分析

本文阐述了从立法创制到执法、司法和护法的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 ,都有道德要素的介入 ,都要进行道德评价。通过对立法道德与司法道德的兼容合一的分析 ,认为司法中的道德评价是法律评价的必然延伸 ;道德要素介入司法裁判存在正负协调的双向制约机制 ;道德与法律相冲突并不必然取消法律标准。并详尽分析了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评价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补偿机制     

理性与认知合理性

西方哲学在知识的合理性评价问题上所提出的"理性"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理性"作为知识的合理性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最为主要的.然而,当基督宗教依照这种标准建构自身的合理性认知体系并评价其知识地位的时候,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其结果是导致了"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并在当代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引发了富于戏剧性的争论.     

"人情"与中国古代司法评议

中国古代司法与人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整个司法过程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情".法官从审理到裁决的整个过程都与人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情与司法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法官的思维方式、判决书的制作与会审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古代中国的法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照儒家的基本精神,运用自己的理性,结合天理与国法,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权衡"人情"因素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     

论内幕交易"利用"和"知悉"标准的再造——对美国经验的借鉴

对于认定内幕交易,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利用"和"知悉".从美国判例及司法实践看,这两种标准都存在着弊端,只有对其进行修正,才能更准确地解决举证难问题,为此形成了"修正的利用"标准和"修正的知悉"标准两种新标准.比较其优劣,"修正的知悉"标准是认定内幕交易最恰当的标准.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基于样本的抽样统计分析

根据455个典型案例样本抽样进行不完全统计分析发现: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论存在推论结果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践困境,主要系缺乏商事思维、忽视商事特性所致,司法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现行司法适用的认定方法、认定标准和认定过程均存在不适应商事特性的弊端。科学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有赖于补强与商事思维、商事特性相适应的反证方法以及补缺与正推标准相对应的反证标准(实际是商事例外标准)等具体措施。     

论律师分级的标准

近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律师分级制度的改革也逐步提上了日程并引发了学界的热议。许多专家学者亦对该制度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的实质是对律师分级标准的怀疑,因而,建构科学合理的律师分级标准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是当前律师分级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已经提出的律师分级标准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有效辩护率、再审申诉成功率、业绩增长率、法律援助率为核心的标准体系。     

美国《上诉法院标准》及其借鉴

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非常必要.美国律师协会为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司法统一,制定并推行了三部与法院相关的标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采纳标准的那些州已初步实现了司法统一、高效的目标.重点研究介绍了司法管理标准系列的第三部即《上诉法院标准》所规定的四种基本制度,并针对目前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了美国上诉法院标准制度对现阶段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反观当前粗放式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需要加强绩效导向,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制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应以外部评价指标为主,评价对象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包括司法体制、司法措施、司法效果三个维度,在确定价值导向、选创评价工具和确立指标设置方法的基础之上构建关键指标体系.     

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民法实践

唯物史观关于法律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是评价民事立法成败、衡平民法"移植"限度的基本标尺.唯物史观影响着司法改革的方向,引领着司法观念更新的路径,并可以有效地防范民法学术研究中"西方话语"泛化之现象.民法实践中时而出现的与国情不相吻合的规范、背离生活的"机械司法"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与相关主体忽略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有着一定关联.当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载体的经济结构已广泛构筑,并阐发大量直接制约民法价值取向的法权关系.当下的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学研究更应自觉遵循唯物史观,主动适应变化着的以经济结构为重心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判后答疑”的意义与局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在司法实践中,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裁判结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标准有着各自内在缺陷,相比而言,可接受性标准具有自身的优势.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判后答疑"制度可以看到,该制度在促进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降低无谓上诉和重复申诉方面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操作性较低以及过于依赖法官个人素质等原因,判后答疑也有可能对接受裁判结果起到适得其反的消极效果.但从司法发展的整体来看.判后答疑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国需要建立判决理由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和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