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旷达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是其在北宋"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下,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濡染佛老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当时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苏轼的旷达给其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印记,主要表现为:以理驭情,清妙超然;搜研物情,理趣深邃;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苏轼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体味

苏轼早在出仕之初就把人生视为一个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为了减轻人因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悲观绝望和心理失衡,他主张把人的有尽的个体生命纳入人类生命延续的无穷过程,实现新的心理平衡;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起伏不定的漫长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主张只有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以观物的态度,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希望。熙宁时期,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廷,他开始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直陈政见到寄寓托讽,从满怀信心地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使苏轼深切感受到苦难遭遇中的人生况味,从此,他由追求社会公认的人生价值,转向探求心灵和宇宙的奥秘,努力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因此,黄州之贬,对苏轼人格境界的升华,对他更深切地体认生命,对他后半生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试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 ,又是一个政治家。他一生积极进取 ,虽历尽坎坷 ,但始终能保持一种豁达、乐观的心境。原因就在于他能把儒家主体精神和佛道等各家思想精华兼容并蓄 ,以“无为”而求“有为”。     

出世态度入世业──对苏轼人生态度的一点思考

苏轼一生数起数落,坎坷异常,但他总是能保持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心境,在失意频仍、忧患迭加中积极进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即在于苏轼是以“无为”而求“有为”,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在他身上,兼济之志与独善之心同生共存,“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的两个自我并行不悻。由于入世理想的制约和规范,出世之心不再是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追求,而只是他积极进取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论苏轼贬谪诗的创作心态

苏轼仕途坎坷,一生凡九迁。在不断的迁谪生活中,苏轼渐渐形成了旷达的性格。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诗文分析得知,苏轼的"旷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被贬黄州时深畏祸患及身,唯求自安;到谪居惠州时借重佛道思想,随缘自适;再到迁谪儋州之时融入黎民生活,乐观待物,"旷达"才最终定型。     

旷达胸襟恬淡情怀——也谈苏轼《定风波》词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妙在寓生活哲理于日常情景中,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情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静气交融互济,相得益彰,表现出作者坦荡旷达的胸怀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大学语文》编者所谓“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生活中痛苦复杂的心情”则与原作意象不合,又谓“退隐”云云也失之穿凿。我们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把握全篇气脉并设身处地以求情、景、理的圆融浑一,庶可接近原创进而得其神韵。     

从苏轼诗词里的菜园描写看其躬耕思想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天空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作为一个著名的美食家,其作品中有许多关于菜园与蔬菜的诗词,这些诗词是苏轼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艺术纪录,这些诗词描写细腻、内容多样,有的表现思念家乡之情感,有的是借蔬菜之名,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别样的感慨与寄托。学术界较为关注苏轼农村词,其实这些农村词涉及不少蔬菜元素。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关注苏轼的蔬菜诗词,渗透在蔬菜诗词里要自力更生不要白吃饭等一系列躬耕思想,亦是苏轼诗歌研究中少有人关注的话题,如果能够有更多人关注美食家笔下的蔬菜与菜园,苏轼研究领域一定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秦观前期的几首词看秦观早年的“旷达”

秦观前期词中的“旷达”，主要由三种方式体现：自然景物的陶冶；历史反思；超现实的游仙主题。这种旷达并不彻底，而是带有某种矛盾与隐忧，这是认识秦现性格及前后期词风转变的一个突破口，也是解读词人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     

苏轼与江苏

苏轼一生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尤其对吴越之地情有独钟,晚年更北归病卒于常州.纵览苏轼的宦游所及,在江苏各地都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不少政坛名宿、文苑新锐、方外人士皆有诗词唱和,表达了作者丰富的内心情感,构成了苏轼文学世界中独具魅力的篇章.     

乐以忘忧——孔子的人生态度

《论语·述而》记载,楚国叶地的行政长官叶公向子路探询对孔子的评价,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真实地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     

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

苏轼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度与兼容精神;他屡受打击却始终不肯放弃的处世原则是中华民族韧性精神的集中表现;他幽默机智、洞明世事的睿智与聪慧是我国民族智慧性格的突出代表。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林语堂文论集序

林语堂提倡幽默,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文体改革的继续;二是人生态度的表明。在20年代和30年代,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林语堂在1924年开始提倡幽默,意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体改革作进一步推动,积极意义较多;而30年代再度鼓吹幽默,乃是提倡一种冷静、超远、旁观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有较大的消极作用。     

佛禅事典与苏轼诗

宋代佛教发展的总体走向是世俗化与大众化,文学化亦即诗化为重要实现路径;文士热衷习佛参禅且以才学为诗,苏轼可谓杰出代表。苏轼的才力提升与学识积累,颇得佛禅之助益;苏诗多摄化佛禅事典而为作,改变了言志缘情、描摹山水的诗歌传统,拓展了诗歌创作新境域,是为宗教助推文学新变、文学助推宗教传播的典例。     

审美与功利交感下的比兴寄托——从苏轼诗词接受看“比兴寄托”

读者对苏轼诗词“比兴寄托”的理解历来都有不少偏执与误区,因为偏离了这个解读原则:由“比兴”形成积贮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意义之网”,不仅不能拘执一端,而且还应从具体个案生发到宏观文化背景下进行思考。     

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

本文通过对苏轼《和陶诗》诗作的分析、研究 ,探寻其深愧渊明、厌倦政治、揭官场、爱百姓以及反省人生 ,内心充满矛盾的晚年心态     

苏轼与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差异

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诗坛代表人物,黄庭坚师从于苏轼,按常理说二人的诗歌创作应是相似的,但通过两人流传下来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二人的诗歌特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有其深层的原因。     

黄州看“道”话苏子——从苏轼“赤壁三唱”看他的道家精神

苏轼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慧,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他的一生是奔波曲折的,也是伟大卓著的。他的生命在矛盾中挣扎,在苦痛中超脱,带给了人们深刻的启迪。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毛滂与苏轼交游考辨

毛滂和苏轼交情颇深。关于二人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待进一步加以讨论辨析。在梳理二人交游脉络的基础上,对其交游情况再作详细考辨,以还原毛、苏交游的真实情境,不仅有助于推进毛滂研究与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北宋中后期文坛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