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韩非在其《五蠢》篇中提出了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简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即:第一,古代人口少,而现在人口多。第二,古代的自然财富多,所以“丈夫不耕”、“妇人不织”,都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现在财富少,虽然努力生产,生活仍然很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原因,韩非得出结论说:古代是“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社会安定;而现在则是“人民众而财货寡”,所以“民争”,往往发生骚乱。第四,为什么古代“人少财多”,而现在却“人多财少”呢?韩非认为,就人口与财货对比,人口增加很快,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因而有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以说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至于财货,其增长速度则很慢,是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总之,韩非认为人口增加太快了,往往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造成了社会动乱。     

孔子“正名”诸解驳正

《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选贤任能话太宗

唐太宗注重选贤任能,善于用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自己也曾把“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原因归之于选贤任能,并且系统地总结了五条经验。 第一条是“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唐太宗并不是一般的提出什么礼贤下士,敬贤重才,而是特别强调不嫉贤才,“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这是他选贤任能的突出优     

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

《商君书·徕民》是战国晚期比较特殊的作品.作者对秦国"百战百胜"却克服不了"三晋"敌人感到疑惑.基于对新的人口、经济、军事条件的理解,作者对《商君书》早期篇章的建议做出了彻底调整.他主张采取"人口战争"的策略,以改变秦国与"三晋"的人口不平衡状态.《徕民》篇的革新思想体现了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楚国商人社会地位散议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随武子在谈论楚国代郑之因时说：“今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眼而舍之，德刑成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户而举，商、农、工、灵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好矣。”在这里，随武子对楚国“四民”的排列次第为“商、农、工、贾”。而错子·小匡测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其排列次第显然与随武子所言不同。如众所知，《管子顺举当代表中原造夏的观念，故不少学者以为诸复与…     

王安石实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中期,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与其政治、经济变法相配合,在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人才观的实质在于获得“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才 王安石重视人才,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下同)。然而,“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敬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所以他认为,人才问题是执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理论。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黄道周的民本思想

一、主张“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 首先,黄道周继承了历史上“民贵君轻”的优良思想传统,认为“民”是国家的关键要素。他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足与地、鱼和水的关系:“百姓,地也;君,足也。托足于地,临厕视崖,凛然若刺。”又引子夏曰:君“犹鱼也。鱼失水则死,水失鱼则犹水也”。这就是说,君若离开百姓,就会面临失足坠崖的危险;君若离开百姓,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上服度则六亲固”的确切涵义

《史记·管晏列传》中“上服度则六亲固”一句,古今学者有种种诠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家:唐代尹知章《管子》注:“上行礼度,则六亲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结固之。”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则六亲坚固也。六亲,谓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从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该句出《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漫谈《韩诗外传》中的举贤思想

我国自古有举贤的思想,《礼记·礼运》就提出“选贤与能”的主张。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多有这种思想。而西汉人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这种举贤任能思想最为突出。首先,他非常强调贤才的作用,举出禹兴桀亡、汤兴纣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五卷十     

标点本《史记》点校、标点一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赵襄子元年《索隐》:“名无恤。三卿(叛)[败]智伯晋阳,分其地,始有三晋也。”按此与同表赵襄子五年所载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魏桓子韩康子“败智伯于晋阳”同,“败”字不误。大概点校者因三家败智伯并分其地事发生在赵襄子五年而不发生在此年,所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说子贡方人

《论语》:“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为什么阻止子贡方人?其实《论语》一书中孔子方人的地方并不少。我的看法,大概评论人家的短长正是学者应具有的一种识力,问题在于不能信口雌黄,而是要根据人家的身世和社会实践做出适当的褒贬。如孔子称管仲的不死公子纠之难为不拘小节,因后来他佐桓公九合一匡,功盖天下,于子产,说他有君子之道四,“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对子产这人,几乎包括净尽;于臧文仲,则说善与人交,又说居蔡(蔡为大龟)山节藻棁,何如其智也,则有褒有贬;于楚令尹子文,许以忠而不许以仁;于陈文子避雀杼之难,许以清亦未许以仁;于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以为再思可矣,不必     

“需”非“懦”之误——读《鹤林玉露》札记一则

<正> 《鹤林玉露》乙编卷五《断决》云:“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王瑞来同志的校点本(中华书局版)认为“需者事之贼”的“需”,乃是“懦”之误,于是径改之,我以为“需”是对的,不应改,理由如下: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