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本之于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种生存实感的价值。从黄遵宪到梁启超 ,中国诗人正是在日本的实际体验中 ,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兴味” ,从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新派诗”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与当时的“同光体”诗歌甚至“新学诗”根本不同的价值 ,这一价值的获得就在于中国诗人的前所未有的“日本体验”。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陈衍对钱钟书宋诗观的影响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陈衍以民国年间诗坛耆宿的身份与钱钟书有所交往，并在诗话中大加揄扬。钱钟书的宋诗观中源自陈衍之处时有所见，从对宋诗的创作、诗人的评论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中都表现出了二人之间深刻的关联。     

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

张之洞是近代诗坛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礼贤重才,却与所举用的同光体诗人产生龃龉,原因在于张之洞主张雅音,与同光体诗人认同变雅之识不同,且崇苏抑黄,两者诗学途径有异.张之洞论诗持有偏见,故不能成为一时诗坛盟主,但在当时与同光体诗人变雅之作形成互补之用,代表了诗歌风气另一种趋向.其诗雄厚宏肆,无纤巧枯涩之气,本文从其感时咏怀、咏史纪事、山水游览、咏物寓志四类诗中分析其诗风特征及其艺术手法,也指出其缺陷.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王闿运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王阁运生前出尽风头,死后寂寞无闻,这种反差及其原因耐人寻味。其诗尊汉魏六朝,在近代诗坛上影响甚著,个人声望一时甚或在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之上。汪辟疆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他冠于一代诗人之首,比之为（水讲传）中托塔夫王晁盖;陈衍（石遗室诗话》论湘绔五言诗,“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相比之下,他的散文理论及创作成就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评论者不多。其实,在近代散文史上,王阁运亦足称大家,章太炎甚称其文,以为“并世所见,王阁运能尽雅。”（‘）章与王同属狂怪诡诞之人,言语难免偏激…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略论郑珍对陈三立的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对上接宋诗派、在艺术师承方面“不墨守盛唐”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诗学思想、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艺术创作这三个方面。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论同光体闽派对闽中闺秀诗人的影响

同光体闽派对近现代闽中闺秀诗人的生活与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闽中闺秀诗人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为福建诗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近现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这充分说明福建旧体诗词的创作经久不衰,保持很好的传统,与陈书、陈衍、何振岱等闽派诗人的私家传授及其产生的影响密不可分。     

略论南社“海内文学导师”理想的落空

南社在成立之初,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为文学宗旨之一。南社激进派为实现这一理想,向领导光宣诗坛并具清室遗老身份的同光体诗人发动攻讦,指斥承继宋诗余韵的同光体诗人为"旧",自诩思振唐音而为"新",并在社团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宗唐宗宋之争。论争因同光体诗人的沉默和宗唐宗宋派在文学传统上的同源性而陷入南社成员之间的内讧与分裂,并最终导致这一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庞大文学社团的瓦解,其文学理想也以落空而告终。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论陈衍对钱钟书的影响

钱钟书不仅论诗,而且作诗;他一生只写旧体诗,且对宋诗研究很深.谈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论及钱钟书与陈衍的关系.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闽派诗人对钱钟书诗作与诗学的影响甚大,但钱钟书并没有固守闽派的路子,其诗作能陶冶百家,自铸伟词;诗论亦切实精审,卓见迭出.     

曾国藩诗论三题

<正>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曾国藩的诗论是有某些特色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应当占着一定的地位。曾国藩论诗之语,散见于信札、日记、书籍批注之中,不乏精辟可取的意见。本文姑论其三题,以见其诗论之一斑。诗的“情”与“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诗坛上有唐诗派、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曾国藩就是宋诗派的著名诗人和诗坛盟主。他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