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交游考述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早年失去双亲,在叔祖范镇及季父范百禄的教养下长大成人。岳父吕公著的品性对范祖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与范祖禹情属乡谊,相互赏识。范祖禹与黄庭坚、秦观之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居洛修书期间是范祖禹与司马光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密集的时期。此外,富弼、邵雍、程颐、程颢等人也在范祖禹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读《李愬雪夜入蔡州》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资治通鉴》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奉宋英宗的诏令主持编订的。参加编写的还有历史学家刘攽(bin)刘恕、范祖禹三人。他们先分段写成长篇,最后由司马光定稿。此书录述上起战国周烈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关于唐代历史兴废的重要史论类著述.在此书中,范祖禹一方面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司马光学派的继承;另一方面,在史事记载、史观表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又有很多独特看法.《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书体裁、史书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刘恕年谱

刘恕(公元1032—1078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便是在刘恕和刘攽、范祖禹的协作下写成的,刘恕实际上是全书的副主编,《通鉴》的体例是他和司马光共同商订的,(司马光说“讨论编次多出于恕。”)全书份量最大、最难处理的魏晋南北朝、隋和五代部分的长编,也是刘恕编写的,司马光说“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蒙成而已。”刘恕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注意广泛搜集材料,正史之外,“闾里所采,私记杂说,     

"史者儒之一端"试解--兼论司马光、范祖禹的史论

宋代学者大多是综合型的学者,所以探讨其史学观念时,其核心应置于最根本的学术理念上,而不是就史论史。“史者儒之一端”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论点之一,而这一论点与其所持有的儒学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儒学、史事、政事相互交织,这在司马光及范祖禹的史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涑水之学为中心,辅以其史论及政论,可以对这一论断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通鉴胡注辞典》等三书的说明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编写的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编年通史。它记载了自战国至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这部书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邠、范祖禹,司马康等人,于治平三年(1066)奉宋英宗之命开始编写,到元丰七年(1084),积十九年时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书成之后,英宗已死,神宗赐序,以其“鉴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读《范太史集》札记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北宋范祖禹撰。祖禹(1041年--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县)人。宋仁宗嘉祜八年(1063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事迹附见《宋史·范镇传》。范集中涉及《通鉴》编写的一些人和事,摘举于次,以为治史者之一助。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在《龙门山胜善寺药寮记》中,自称“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某”(卷三六)。在《祭叔母宇文氏文》中,也称“左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某”(卷三七)。两处均于阶官下系以“同编修《资治通鉴》”,这一差遣实际上成了他长时期的官职。范祖禹自幼育于叔祖范镇。范镇于庆历、嘉祜间,预修《新唐书》,历十七年之久,对唐史很有研究。司马光和范镇是好友,彼此过从甚密。所以他在《荐范梦得状》中说:“自祖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王安石《明妃曲》释义辨

据蔡上翔王荆公年谱:王安石年三十九岁时(宋仁宗赵祯嘉祐四年己亥,公元一○五九年),作《明妃曲》二首,名贵一时。欧阳修、刘原父、司马光皆有和篇。但在安石(1021—1086)死了五十多年后,范冲(范祖禹之子,与王安石在思想上是世仇,郭沫若说。)却对宋高宗赵构(1128—1162)说:“臣常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安石为《明妃曲》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建炎中(1127—1130)降金为儿皇帝]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

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们撰写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著作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体例上来讲,<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另外他们二人在历史视野、对待史实的情感、思想倾向以及材料的取舍等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