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能力发挥制约因素研究

农民的各种能力建立在个体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农民能力的强弱实际上就是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自身能力的充分发挥受到精英人物缺乏、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降低了农民能力的发挥;农村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抑制农民自身能力的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缺位,导致农民缺少提出诉求的机制,从而削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给高校大学生就业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挑战。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大学生＂四位一体＂的联动,即发挥政府政策导向作用,发挥高校资源优势作用,建立与用人单位合作培养机制,树立大学生自我培养意识。     

内生与外生: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逻辑

在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过程中,村应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它们或者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抑制,共同决定着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方向。按照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模式可以分为"自发模式"、"强制模式"、"抑制模式"和"互动模式"四种类型,从而形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同状况。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基于“合作组织+产业集群”创业模式探讨

随着市场化机制和全球化机制的逐步完善,农民创业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本、制度和机会方面的约束,需要建构一条新型的农民创业路径来缓解。"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创业模式,扩大了农民创业的协作范围,提高了集群和组织内部的分工程度,具备更大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具体地说,建构"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新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主要是通过合作组织内部协作和合作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创业来提高农民创业规模和水平;创业农民在集体创业基础上建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集体创业协作来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创业精神组织之间的协作创业形成产业集群网络,通过产业集群组织来获得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集体创业和协作创业获得更大的创业租金。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努力:建立具有创业理念的合作组织,提高组织创新绩效;建立基于产业集群组织的内部协作精神和信任关系;系统优化农民创业的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完善农民协作创业的网络环境,从而推动区域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人的能力素质模型研究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但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以农户自发创办为主导形式,以合作社"能人"等关键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主要治理结构,是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初级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能人效应"已成为决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乃至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据此,本文从外显能力与内在素质两个维度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包含18个要素的合作社"能人"能力素质模型,以期对规范合作社"能人"的选拔、考核和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农民合作发展牛羊养殖业的客观需求与政策建议——以镇平县S村为观察分析对象

较为丰厚的粮食、秸秆等饲料资源为河南省发展牛羊养殖业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但目前在生产经营体制上仍占主要地位的落后的家庭散养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河南牛羊养殖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河南牛羊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河南省内的广大农民还普遍缺乏合作的必要能力和条件,需要政府做出适当的政策安排,启动"河南省农户合作养殖牛羊工程",通过外部力量介入推动农民合作发展牛羊养殖业,实现农户的普遍增收。     

经济全球化时代管理主体能力结构的分析与评价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发者、执行者是管理主体。管理主体在组织内发挥重要作用,管理主体的心智模式会对其进行组织管理活动时的思维、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管理主体应保持良好的心智模式,具备创新能力、转化能力、应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保证组织目标的顺利实施,促进组织的健康发展。     

基于核心能力的中原城市群建设

结合企业核心能力和地区竞争力理论,给出了城市群核心能力的定义并分析了城市群核心能力发展阶段特点。根据中原城市群核心能力的阶段特点提出如下建设对策:以竞争促合作;集聚全省人口到中原城市群;确定不同的产业龙头地区;建立若干同一的大平台;构建基于大企业的产业组织网络;培养和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路径探析

农民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要确立规范农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务之急是规范推进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提升拓展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本文从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三个方面系统探析了当前制约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的深层次因素,并探析了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路径依赖。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集体土地流转中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集体土地流转涉及的利益主体为农户、地方政府及企业.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动机出发,建立并分析农户与地方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果表明：集体土地流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并不规范,地方政府具有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往往借公共利益的目的征用农户土地,给予农户较低的补偿费;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参与集体土地的流转,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在于以牺牲农户的切身利益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农户在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其在博弈中做出的决策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作用微小.为推进集体土地持续有序流转,需规范相关参与主体的行为,降低其投机热情;完善集体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保障交易公平与效率;完善农户利益表达机制,维护农户切身利益.     

社会主义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与农民权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视角,以确保农民权益为主旨,对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和解析,对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中保护农民权益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基本原理包括：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小土地所有制或土地私有化,要实现土地的国有化或集体化;只有实现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规模化和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不仅是实现规模经营的有效手段,也是确保农民权益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的具体经营方式上,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在中国新农地制度创新中,由村集体来主导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走合作经营的规模化农业发展道路,对外可以发挥限制资本自由介入土地的屏障作用,保护村民权益;对内则可发挥协调与服务功能,促进土地合理化流转;还能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土地规划制度和相关法律条例。国家尽早出台限制外资进入农地的政策条例,保护农民权益。同时,应提升农民的决策水平,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推进法制建设和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     

尊严视角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集体下跪事件和自焚现象的此起彼伏,归根结底都是民意表达不畅通所致,我国农民的尊严现状令人堪忧。因此,分析当前农民利益表达现状,探究并预测农民利益表达的发展趋势,创新农民利益表达的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让农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深入体现,也是实现我国农民有尊严的重要途径。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的监测报告——以江西省为例

"明晰产权、分山到户"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的核心,2011年通过对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江西省林权确权工作进展顺利,主要表现为集体林改中农民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林地产权落实到位、农户对家庭林地勘界结果清楚,林权纠纷数量逐步减少、村级组织是林权纠纷调处的基础力量。但同时发现各地林权纠纷现象普遍,有许多新的纠纷出现,纠纷原因复杂且呈现动态性,没有调处的林权纠纷还有两成左右。林权纠纷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户对已调解的林权纠纷满意度不高,不满意率占到31%。为此,建议调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以维护林区社会和谐发展。     

新中国农村60年变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站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特别是在农村普遍试行村官直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和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再一次重大变革。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属于政府单一中心模式,它受制于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二元分层制度,排斥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使得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且农民土地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其所有权主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宪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亟待进行多中心变革。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可以实现政府主导、司法救济、社会参与和市场契约的和谐的征收与补偿秩序,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之道。     

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探究

基于6省85份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判决书的整理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通过梳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在扬弃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之司法见解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变革村民委员会设置村民小组的法律规定,彰显村民小组的独立性以及村农民集体与组农民集体的平等性,以改善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的司法审判。     

集体林地细碎化、农户投入与林产品产出关系分析——基于中国9个省(区)2420户农户调查数据

以福建、江西、湖南、四川、浙江、广西、河南、山东、辽宁9个省(区)18个县(市、区)2 42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集体林分权条件下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投入水平及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以验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细碎化经营的经济合理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S指数衡量,中国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达到0.41。相关性分析表明,在一定的区间内,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其林业投入;当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0.22或高于0.51时,农户投资林地的积极性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由林地块数所反映的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构成负向影响,其他因素(劳动投入、物质投入、林地面积)对林地林产品产出均有正向影响。以竹材为目标林产品,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其产出并没有构成负向影响,林地面积对其产出有负向影响,而劳动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