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弗兰肯斯坦》中作为浪漫主义他者形象的怪物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因其丑陋而不符合浪漫主义审美观念,被其主人作为浪漫主义的他者形象加以排斥、憎恨,以此达到塑造自我、巩固浪漫主义话语的目的.事实上,作者玛丽·雪莱多次暗示,怪物在本质上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而非真正的他者,从而暴露了弗兰肯斯坦为了奠定自己话语的权威,不惜创造假想一个"他者"的真正本质.由此,她对浪漫主义盲目争夺话语权和审美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

玛丽*雪莱的代表作<弗兰肯斯坦>开了现代科幻小说的一代先河,以惊人的笔触揭示了一个现代悲剧的寓言式真理:不论是女人对写作的渴望,还是男人对孕育的渴望,都依靠生产怪物得以满足,两性都在怪物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一个怪物的产生都是由于对另一个的压抑.而男权,则是男性形象怪物化和女性书写怪物化的根源.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

文章将探讨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来自英国边沁的思想,而近代日本和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自私则有损利他,利他则有损自利.然而,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自私增加个人的能量,使集体活性化,最后走向利他.功利主义被导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时,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当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也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撰写了<乐利主义之泰斗边沁之学>(1902年),针对明治初期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乐利主义"的讨论,表明了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立场.那时,梁启超颇为善意地介绍了从"爱己"主义的观点理解功利主义的加藤弘之.可是,其后,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我觉得其背景,既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一面,即从重视"公德"转移到重视"私德",又有受到严厉批判加藤弘之的井上哲次郎影响的一面.     

论在《弗兰肯斯坦》中作为浪漫主义他者形象的怪物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因其丑陋而不符合浪漫主义审美观念,被其主人作为浪漫主义的他者形象加以排斥、憎恨,以此达到塑造自我、巩固浪漫主义话语的目的。事实上,作者玛丽·雪莱多次暗示,怪物在本质上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而非真正的他者,从而暴露了弗兰肯斯坦为了奠定自己话语的权威,不惜创造假想一个"他者"的真正本质。由此,她对浪漫主义盲目争夺话语权和审美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王国维的"境界说"浅谈

"境界"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是王国维后期文艺理论的核心.<人间词话>代表了王氏诗学的最高成就,"境界说"是他倾尽全力精心构建的灵魂之所.     

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以《文心雕龙》之"文"为中心

<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与今天的"文学"或"文章"都并不一致,这正说明我们现代文艺学的"失语"--失去了我们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文心雕龙>之"文"的内涵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literature"被翻译成"文学"并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文章"概念的应用历史基本中断,"文学"一词也就陷入尴尬之境.按照<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章"、"文学"的基本话语,"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之"文";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