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中国文化的误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强盛,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工具理性等方面大大优于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于是逐渐滋生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这样的误区:鄙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贬低儒家伦理的作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区,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规律的违背,另一方面是为西方殖民霸权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地域与心域：论“北达科他州系列”中生态扩张对政治文化扩张的推进作用

作为有自觉生态意识与种族观念的印第安裔美国作家,露易斯·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州系列”以其文本丰富的生态与政治文化内蕴著称。基于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本文指出,“北达科他州系列”揭示了西方殖民者通过对生态扩张实现殖民扩张的隐秘路径。文本揭示,西方话语是通过对“荒野”概念的殖民定义突破了原住民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从而以生态扩张实现了对经济与种族文化的双重帝国殖民化。生态扩张本质上是打着促进社会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旗帜进行的殖民扩张,摧毁当地原生生态系统乃至文化系统。此外,厄德里克“北达科他州系列”一方面对此生态扩张行径提出发聩抨击,同时也对其中的发展与文明的伦理悖论性提出开放性思考。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拉罗斯》中结核病和东西医学文化之争

《拉罗斯》是路易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品通过家族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的事实,揭示了印第安民族被殖民的历史。文章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同时,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所体现的人与人相互联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质疑了殖民医学的进步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并表明了东方医学整体观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西方文明冲击下近代中国文明话语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文明意识诞生于“夷夏之辨”中。由于“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确立,周边民族入主中原、继续沿袭华夏政体礼制具有合法性,造就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同时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以“种族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席卷中国,中国被动接受了“半开化”的身份判定。20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侵入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其“利己”的实质,中国精英分子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度对文明内涵展开理性思考,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从“文明”含义的演变看西方文明中心论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文明理论逐渐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然而西方文明的自豪感、优越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等成为其新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为利用各种合作关系而展开的文化殖民,或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明＂的概念及相关文明理论的考察,认为西方文明中心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挑战,而多文明中心理论,多文明起源理论以及人们对文明的深刻反思其实都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能够正确认识非西方文明,从而实现多文明的共生与繁荣,才是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前提。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后殖民理论再审视——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起点

后殖民理论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学界，是以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为突出特征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权力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后殖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巴基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专著Orientalism（...     

中国文学翻译：东西方文化力量的抗衡与融合

文章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引出当前翻译研究视阈的转变,即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政治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下,翻译过程中隐藏着文化殖民现象,欧美强势文化企图通过对弱势文化的操控来实现其政治目的.通过对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追溯,文章探讨了特定历史阶段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意义.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努力提高文化竞争力,从文化输出走向文化互动,与西方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分析--以徐克“黄飞鸿”系列为例

研究指出,在过往以晚清和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电影中,西方与东方往往被设置成邪恶／善良、殖民／被殖民、压迫／反抗这样极端对立的二元模式,西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在“黄飞鸿”系列中,徐克摒弃了既有了民族主义思路,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国民性批判”上面,随之而来,黄飞鸿对手的类型以及对手身上所蕴涵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都市小说的主题表达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都市的畸形繁荣,都市文学逐渐兴起。现代都市作家一方面被都市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而吸引,另一方面又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具有“异质性”的都市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都迥异的特质,一些极具都市文化特性的异化主题、漂泊主题、性爱主题等,在小说的表达上,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的痕迹。正是在这种纠缠与挣扎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的主题表达,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价值内涵。     

论废名诗论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废名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北京大学西语系求学背景相去甚远。其理论较明显的倾向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其主要诗论合集《谈新诗》渗透了古典文化价值取向影响。在“启蒙”、“救亡”的思潮大背景下,废名关注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逼退及深刻影响,并向传统文明追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缘”之路。     

从《喜福会》看中国式的“慈”与“孝”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古老神秘的中华传统文化,让他们认识了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作品中着力体现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慈”与“孝”,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东方文明文化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中国文化海外观

中国拥有令西方人钦佩的古代文明,西方人把中国与西方对“帝国”的不同概念相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敬畏,甚至畏惧,但事实上中国向来不具有侵略性。明清期间,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中国文明的相对滞后使中国文化在外国人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对自身文化与文明进行了批判。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但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与发展民族文化并重。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汉语趋弱与民族文化复兴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不对等互动和单向度的渗透,文化忧患意识便是基于这种不平衡的渗透而引发的忧虑、深思和警醒。亨廷顿之所以在"文明冲突"论中将中国文化看作是非西方文化中可能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对象,是以对中国文化独异特质的认可为前提的。而文化殖民的结果是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下降,唯西方思想文化是从,从这个意义上看,提升汉语文化竞争力迫在眉睫。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移植与发展

中国近代博物馆最早由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在租界,外国人创建的博物馆以"文明"的展示为其宣扬的重心,大多不道余力地收集、陈列具有现代与科学属性的自然标本,从而展现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这些博物馆在表现西方文明、科学的同时,把殖民地当作落后的"他者"来看待.受外国人建博物馆启发,中国人自清末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早期中国人创立的博物馆极力在建筑风格、收集与陈列等方面模仿西方.然而到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一批公立博物馆一反早期模式,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