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刑事诉讼目的单一论

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两个概念。执行刑事实体法是刑事诉讼的单一目的 ,保障人权则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主题性任务。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实体真实主义和正当程序主义理论并非以刑事诉讼目的为主题 ,而只在刑事诉讼法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对的观点。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对刑事诉讼目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在评析我国主要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最后论述了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对我国的诉讼价值理念、诉讼构造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刑事诉讼目的的新表达

刑事诉讼目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刑事诉讼目的论、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统一的目的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论、实施刑事实体法的目的论以及纠纷解决的目的论都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以观念形态表达出来的国家和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对于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期望,是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下,发现事实真相,实施刑事实体法,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体公正。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刑事诉讼终极目的体系的配置取向决定其实现途径和相关制度，而通过对相关制度的修正和调整又可以使目的体系得以重新配置。如何通过相关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建立一个既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又有利于切实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合理的目的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论述目的体系中自由目的和安全目的的关系着手，探讨了理想的目的体系的配置模式，评价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目的体系，并就目的体系的进一步合理化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扭送制度之检讨——兼评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

扭送是我国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传统制度,乃国家追诉犯罪之有益补充,其作用在于发动群众同犯罪作斗争.自1954年法律确立扭送制度以来,原则化的条文表达沿用至今,2012年新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亦是如此.在西方国家,民众执行的无证逮捕与我国扭送相类似,但却有着更为完备的法律规制.通过中西比照,从扭送之法律性质、主体、对象、执行过程及法律风险等方面进行检讨,可以考量扭送立法与操作方面的缺失.只有逐渐弥补这些缺失,方能同当今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之目的契合起来.     

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辅助法官对是否采信鉴定意见作出判断、使重新鉴定申请和决定依据更加充分等功能和价值。其积极作用的奏效,亟待解决如下理论问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中立性、意见效力、选任资格及启动程序等。"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界定为"专家辅助人",属于广义的诉讼参与人。他们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要完善启动和选任程序,确保其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可由各省高院牵头成立"专家库",由法庭根据控辩要求从中择优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费用由司法经费出资以确保其立场中立。     

刑事诉讼目的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及其评价

国内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推崇恢复性司法的呼声很高,认为恢复性司法注重被害人法益和感受,着力于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疗伤和社区秩序的恢复,适合当今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趋势,其所代表的恢复正义理念将取代或正在取代传统刑罚模式所隐喻的报应性正义,甚至国内刑事政策所提倡的刑事和解即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实践,并收效良好.但恢复性司法所树立的理念与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并不完全融合,国内的刑事和解制度也不同于恢复性司法,因而恢复性司法至多承担传统刑罚模式的补充,并不如人想象的那么完美.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并重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充分帮助权及被害人获得完整律师帮助权和上诉权方面分析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的完善有一定意义。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权利是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关键问题,其核心内容包括人身惩罚权和经济求偿权两大权利,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依此展开。在目前刑事诉讼体制下,被害人的人身惩罚权已被国家替代;经济求偿权因诉讼、执行环节瓶颈难以得到应有的贯彻。因此,克服制度上的瓶颈是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必然途径。文章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分析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     

论逮捕必要性--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的设计上,不仅应注重打击犯罪,还应注重保障人权。而在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逮捕必要性存在规范设定上的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逮捕被滥用,其余刑事强制措施遭到虚置,一些本不应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我国立法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修改旧法时凸显了对逮捕必要性的规制,以明晰、限缩对逮捕的适用,来凸显、昭示人权保障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回归。     

走向与前瞻：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宪法修改以及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更是成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直接动力。然而,要制订一部垂范久远的刑事诉讼法典,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宏观问题:第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超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第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实现程序正义;第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路径选择应当沟通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理性主义;第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选择创新型制度移植的道路。     

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立法异议——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质疑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包括了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合。而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缺乏适用回避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可操作性,并且在该场合,国外刑事诉讼法也无适用回避制度的立法例。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欠妥当。     

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关系的反思——浅析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在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有效期限的同时，用时效中断、时效延长对追诉时效进行补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由于理论和实践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极少反思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追诉时效是否继续发挥作用。本文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厘定，得出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存在的缺陷，为了填补该缺陷而建议在刑法中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环境保护税立法目的选择刍议——兼论《环境保护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身处环境法和税法不同法价值的浸润和博弈涡旋,立法目的难以明辨。环境保护税本质上是一种税,内含税的财政收入的共性和区别于其他环境工具的特性;但环境保护税又不只是税,是兼具环境功能的特定目的税。在当前环境污染问题亟待改善的严峻背景下,环境保护税立法目的即便侧重于环境保护,落实可持续发展,也要协调财政目的,兼顾纳税人权利保护。否则,极可能丧失税的特性,沦为环境法的附庸,导致税制原则落空,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论反恐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兼评《反恐怖主义法》中的行政调查权

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突发性以及毁灭性等特殊特征,反恐刑事诉讼应具有及时性和主动性,在价值取向上应为安全优位兼顾自由。传统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强调立案独立性,无法满足反恐的及时性、主动性与安全性要求;《反恐怖主义法》行政调查权的强化有助于突破传统立案程序的瓶颈,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在现实条件下,应建立专门的反恐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取消立案独立性,降低刑事诉讼启动条件,实行案件登记制并完善立案前紧急措施。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法律目的条款探究

环境资源法部门应当以被修正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其伦理学起点,以科学发展观为其政治思想基础。如果将《环境保护法》定位为该法律部门的基本法,那么应当修改其法律目的条款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不受不可恢复的污染、破坏,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研究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关涉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采取了多元标准。本文论证了其中的合理目标,包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也阐述了需要加以调整的目标,比如将保护公平竞争改为保护自由竞争。尤为重要的是,有些目标,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并不适当,需要更正。最后,本文认为应对反垄断法的合理目的依据国情作出相机抉择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