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综合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很有影响的人物,大概没有人比他更西洋化,地没有人比他更东方化。林语堂一贯注意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并强调东西方的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不管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还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都力图从东西方互补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这种对东西方文化作综合观的关键在于老庄思想,是老庄思想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论邓小平对西方文化的理性辨析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理性辨析邓小平的西方文化观,认为邓小平以人民幸福、自由为价值尺度,对西方的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对资本主义文化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进行理性批判,视文化为抽象与具体的统-体,主张历史与辩证分析相统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其西方文化观的基本特点.     

“领异标新二月花”——重读季羡林东西文化新论有感

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及其前景的问题,是东西方学者早已共同关心并且思考过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从理论到事实,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今天,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作了一番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又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从而得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起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这样两个肯定的结论.历史发展的事实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季羡林先生关于东西文化发展理论的正确性.     

社会世界中的货币:西方货币的多学科研究追踪

在现代社会,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西方,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与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等视角研究货币在现代社会世界中的多重意义与影响,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宗教学、符号学与语言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彭慕兰:示象的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中西交互比较研究的坚守

彭慕兰在世界历史学界,他的研究理路、方法和观点,是和很多人不一致的.他长期致力于世界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及环境史的研究,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华帝国晚期史和20世纪中国史.彭幕兰将东西方进行交互比较研究,即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来考察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起源,同时强调世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从1800年前后的中西环境变迁中,彭幕兰教授看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破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研究取向.通过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提出了中西比较的新课题;通过详细考察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区域性的对比,并通过生态环境与工业革命起源研究来重新解释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的大分流.     

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在与西方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不断积累着对西方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想要成为西方的欲望,一种是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情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双重情感最终是在西方化框架内产生的,是西方近代世界史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普遍性中,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即文化"的世界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精神的否定性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性历史终结概念相对立.而且,精神的否定性因素具有摆脱以普遍性为目的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某种气质,是一种构建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东洋历史哲学的努力.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

近代东西方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对此西方学术界多从文化传统、经济动机、政治制度等角度加以解释.对于海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认为,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海权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对于如何科学看待海权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本文认为,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     

重新定义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

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可以重新定义为西方当代美学,它包括三个面相: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全球化美学。全球化美学在新世纪的主潮是生态型美学、生活型美学、身体美学,其特点是把西方自近代以来的区分型美学转到了与各非西方文化同调的交汇型美学上来,这不但表明西方美学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而且也表明世界美学发展到一个重构时期。     

本土文化与“文明社会”

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