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

文化普济主义的思想很难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群体对待其他非华夏—非汉群体和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华夏—汉人群体看待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基本范式的特点,如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过早培养了强烈的类似民族主义的情感。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严重阻碍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洛阳打造武则天文化名片刍论

武则天建都登基于洛阳,在自汉以来的第二次大一统帝国的发展阶段,她以文治武功书写了中国历史的辉煌篇章。"武则天"应成为洛阳的一张文化名片。洛阳应以城市形态的"可视性"为重点,以武则天时期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应天门、明堂、天堂等为载体,建构洛阳"神都"恢弘的地标景观,彰显独特的城市意象。洛阳应结合"千年帝都""丝路起点""牡丹花城"品牌,对武则天文化进行深入整理、开掘和"二次表达",打造产学研示范基地,突显城市人文特色,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

陈直在《关中秦汉陶录》中著录一件汉代文物"汉小儿受赐陶盖",外围文字"小儿受赐天佑世昌",内围文字"长宜子孙",其中"小儿受赐"文意不明朗。对照相关文献,"小儿"可以理解为"受赐"所得。如此与"天佑世昌""长宜子孙"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小儿受赐"陶文与汉代常见的"宜子""宜子孙""长宜子孙""永宜子孙""保子宜孙"等出土文字资料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文物信息,透露出当时社会在宗法制传统影响下对于"子孙益昌"的普遍而深切的期待,从而具有儿童生活史料的价值。     

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当代文化中常常提到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文明的影响之大。博大精深的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对先秦文明的继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创造性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因此，这一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为后世所效法，其都城布局规划为后世所仿效；历法和节气的确立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水平；“敬天法祖”和“孝”文化则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一时期确立的主体疆域、民族认同、丝绸之路等，对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相信，以汉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汉文明的基本特性，弘扬汉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定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张载“为天地立心”释义

张载"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是指天地"意之所向",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哲先贤所努力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     

试论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薙发令”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华夷关系中,以华变夷是"常",以夷变华为"非常"。在少有的几次"非常"当中,对汉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伤害最深的莫过于满清入主中原。清初"薙发令"的强制实施,触及汉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严重伤害了汉人的自尊,特别是对于以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为中心任务的知识分子来讲,更是抹不掉的痛。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制又促使人们反思与质疑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是否合法,也体现出了"薙发令"的两面性。     

征稿启事

<正>《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重点刊登以下栏目学术文章:特色栏目"水文化研究",重点栏目"管理科学与工程",其他栏目"哲学与政治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另设机动栏目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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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都文化场域中的洛阳文化品牌

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禀赋与特色亮点的集中反映。在古都文化场域之中,"华夏之源""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立足于城市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彰显着洛阳独特的城市意象。建构"五都荟洛"文化景观,将会使洛阳成为富有中国特质、中国元素、中国味道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共同体关系,打造洛阳文化品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与创新华夏历史文明。     

国际共运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个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精髓、科学内涵,又生动而具体地赋予它以崭新内容和思想能量,破解了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提供了范例,对国际共运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多元内涵探析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五四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民族化"美学内涵的初探和发展,其中遭遇了"全盘西化""文化守成"和"中西结合"思想和观念的交锋和较量,最终确立了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中,中国音乐文化因"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介入,声乐艺术"民族化"的探索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内涵也由此更加多元并富有个性;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中国声乐艺术需要在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中审视自身,继续细化和发扬"民族化"的内涵,使中国声乐艺术尽快成为有高度辨识度的艺术形式,从而在世界声乐艺术之林有着话语权和引领作用。     

从《我的中国世界》看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

以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为例,从赛珍珠与鲁迅,赛珍珠看汉人与满人之关系,赛珍珠看中国传统教育,赛珍珠看"五四青年"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赛珍珠看中国女性解放五个方面对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进行了探讨。认为,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相比较,鲁迅所言"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有它的合理性。     

童话·梦话·真话:论巴金《长生塔》对爱罗先珂的接受

巴金对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热"的介入,是个值得探討的文学现象。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国盲眼诗人、童话作家和世界语者。他在俄国并非著名作家,唯于中国却获得五四文人的热情译介。巴金对爱罗先珂的译介和接受,有助我们理解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本文把巴金理解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讨论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俄国的资源,并以《长生塔》为切入点,重新考察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上的位置。本文题目中的"童話""梦话""真话",转化自巴金的引文和书名。巴金曾把其"童话"称为"梦话",而"真话"则来自巴金《随想录》的"真话集"。本文认为,巴金的"童话"是个"梦话",表达了对理想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是回应时代的"真话"。     

征稿启事

<正>《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重点刊登以下栏目学术文章:特色栏目"水文化研究",重点栏目"管理科学与工程",其他栏目"哲学与政治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另设机动栏目若干。我刊现面向海内外诚征各栏目稿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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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

汉制形成及其与六国文化的传承、演变关系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业已表明,在社会文化、风俗领域,汉制其实多沿袭传统楚文化的内容。具体到丧葬礼俗而言,汉人便吸取了楚国礼制中独有的偶鼎制度作为丧葬明器的制作范式之一,同时多采用战国楚地盛行的绞衾仪式敛葬死者,与玉衣制度形成等级差别。在棺椁的层数与营造方式上,汉人亦借鉴楚地的多重棺椁制度及椁箱分室系统来标示身份的高低。由此表明,汉王朝实则已将传统楚制纳入到国家礼制的建设层面,由此尝试构建新的社会等级物化标识。另一方面,近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西汉初年"葬律简"上亦有关于上述丧葬礼俗的约束条款,可见汉人又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确保传统礼制的遵守和推行,这无疑是考察中国上古社会从礼制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