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短歌行》诗解辨笺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横槊赋诗”说；配合《求贤令》而作说；宾主酬唱说等，可谓众说纷纭，持论不一，应予辨析。《短歌行》章句解释可以更细致一些，以显原委。     

曹操《短歌行》新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著名的《短歌行》诗。《短歌行》属于《相和歌·平调曲》。朱嘉微在《乐府广序》中说:“《短歌行》,歌对酒,燕雅也。”这类诗篇大都是宴饮时的即兴之作,曹操的这首诗也不例外。他是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时宴饮的环境下创作的。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古今人的理解还是存在分歧的,     

曹操《短歌行》为谁而作

四十年代出版的《国文月刊》,曾经刊载某教授的一篇文章,认为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中有“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的句子,是为刘备而作。近年出版的《曹操集译注》,又认为此诗“写作时间当在赤壁之战以后”,并把“枉用相存”的“枉”字,解为“空”的意思,哀叹自己主跑了一些阡陌。其实,“枉”是屈就的意思。《战国策》的韩策,有“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的句子,和“枉用相存”的意思相同。 如果要用曹操的事迹来推测,我认为此诗似为邴原而作。《三国志》卷十一引《邴原别传》说:     

“杜康”臆解

“杜康”臆解曹操的代表诗作《短歌行》以其充沛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和雄健的气势，写出了作者求才若渴的迫切心情。诗歌开篇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人面对醇香的美酒，纵情歌吟，仍然排遣不了人生...     

试论周公的治国策略

曹操曾经热情地歌颂过西周大政治家周公。他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那么,周公到底是靠什么法宝使国家统一,使天下归心的呢?本文就此试作论述。     

由寿命长度看生命质量——人均预期寿命指标解读

一代豪杰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千古感慨.在古人抒发人生短暂愁苦、求贤若渴、老骥伏枥、暮年壮怀激烈情怀的同时,也引发现代人对生命长度的探问:人究竟能活多久?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今天,我们用“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来测度和比较人类的寿命长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     

《短歌行》创作时间背景与曹操当时心态

曹操《短歌行》的创作时间,过去论者常定在赤壁之战前夕,其次还有认为是在建安元年、十五年、二十一年等说法。笔者认为《短歌行》创作于建安十四、十五年间,这是曹操遭致赤壁大败内外交困的时期。曹操认为此战的失利,主要谋臣荀彧、荀攸等要负主责,因此这群老臣已经无用,其次这批人反对自己废汉自立,使曹操视之为阻碍,需要启用一批新人替换旧人,助自己实现梦想。     

论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 翻开《曹操集》,往往被诗歌所吸引。曹操诗歌的鲜明特点是悲凉慷慨。悲凉慷慨的艺术特色,实为建安时代许多作家所具有,但我们认为在曹操的诗歌中却体现得最为突出。例如他的《短歌行》,乃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你情不自禁地吟诵此诗时,你会马上联想到赤壁之战,曹操打了败仗,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曹操虽多次用兵,均无显著成效。曹操此诗乃是晚年之作。由于战争失利,军事上受挫,统一大业难以实现,诗人感到年华易逝,壮志难酬,所以从内心深处发出“人生几何”和“去日苦多”的慨叹,呈现出极浓重的悲凉气氛。     

易安杯酒词不凡

关于酒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大雅)中的《既醉》。这是一首祈祷规劝为内容的四言诗。“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这几句大意是说酒儿喝个够,饱受大恩惠。 中国文人有饮酒的传统,特别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曹操、阮籍、陶渊明以及李白、杜甫等众多嗜酒、善饮的文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在这首《短歌行》中,正是通过酒,唱出了积久的忧思。阮籍的饮酒在当时更是有名,传说他“……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感叹“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他专门写了《饮酒》二十首。李白更是长醉不愿醒,这位酒仙号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杜甫也有“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陪章留后待御宴南楼”的诗句。     

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辨析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一诗,乃“乐府称绝”的千古名篇,“建安风骨”的佼佼杰作。但长期以来论者歧解纷呈,异说并峙。本文试就“慨当以慷”句作点辨析,以求诗人之本意。在有明之前,研究曹诗者对“慨当以慷”句,未作具体训释,至清初学者吴淇始于《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诠释云:“‘人生’二句(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二句),功名不建而年已暮,即下文所谓‘慨’也。太史公曰:‘婢妾贱人,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解

曹操名作《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比较费解。影响较大的本子对这两句的注解是:“辍(chuo)停止。一本作‘掇(duo)’拾取。谓求贤而不可得。”“谓求贤而不可得”,当是指两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内容意义,那么,为什么说“明明如月,何时可停止(或拾取)”是表达的“求贤而不可得”呢?“明明如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查《辞源》、《辞海》,都列有[明明]这个词目,释义均为:明亮;所引例证也恰好都是“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有趣的“广告诗”

用诗做广告,用以介绍、推销产品,看来似乎十分新鲜。其实,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以创作广告诗而留名文学史的作家也代有其人。曹操《短歌行》第一节,抒写人生苦短的忧叹,不经意间为杜康酒作了广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     

从《人生的行列》漫评霍桑的伦理观

<正> 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短篇小说《人生的行列》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是霍桑的代表作品,但是作者在这篇别具一格的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很有代表性的。严格地说,《人生的行列》不是小说,而是一篇哲理小品。它没有贯穿全篇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甚至没有主人公,中心内容是作者对社会、人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如果它算作一篇小说的话,这真是一篇怪诞奇特的小说。作者把现实世界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们比作在司仪长指挥下向归宿前进的队伍。为了避免“骚动”,必须对这个     

从《边城》 中的人性美看沈从文的人生追求

《边城》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在其艺术表现方面多数人是肯定的,但就其思想价值看,从《边城》发表伊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刘西渭《咀华集》;另一种则说它“就其所表现的生活虽然令人神往,却远远脱离现实”(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到了50年代,甚至有的评论家“有意无意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这两种意见是如何的争辩,都存在一个无可非义的前提,即都承认《边城》表现了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人性美.     

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批评观

周作人认为,文艺应该是“浑然的人生的艺术”。这种文艺观,既反对“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也不赞成“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点,而主张将艺术与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强调“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本是人生的”,“既不必使它脱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周作人解释他的上述文艺观点时说:文艺“本来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它怎能与人生分离?”所以文艺“当然是人生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既然称为文艺,自有其独自的特点,这就是其“独立的艺术美”,即艺术的审美价值。因此他说,“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固然“也是艺术本身的一种作用”,却“并非它唯一     

从《短歌行》看曹操思想基本倾向及其在汉魏之际文学转变中的作用

在《短歌行》中表现的自然、真实、任情、通达、豪迈,充分反映了曹操具有的自先秦以来所未见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影响了曹丕、曹植,三曹又影响了邺下文人集团,并对整个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评郭沫若的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郭沫若同志写了两部大型历史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蔡文姬》写成于一九五九年。郭老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曹操一生奋斗的史实,非常丰富多彩而又惊心动魄。郭老没有做全面的描述,只选择了“文姬归汉”这个事件,从侧面描绘和歌颂曹操的历史业绩。这是因为郭老对蔡文姬其人其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郭老说《蔡文姬》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郭老甚至坦率地承认:“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还有,就是郭老热烈地赞赏《胡笳十八拍》,对这首长诗花费很大心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贯穿于矛盾一切方面的“红线”吗?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提出了一个哲学界认为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就是著名的“矛盾精髓说”。那么,为什么说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呢?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没有明确地回答。而后来的哲学家们在解释这一命题时,却众说纷纭。如有的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普遍存在和特殊表现的关系,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论曹操的抑止豪强及其法家思想

(一)曹操与黄巾的关系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在董卓之乱的前与后,有所不同。董卓之乱以前,从黄巾起义提出的政治口号“蒼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可以見到农民与东汉皇朝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董卓之乱以后,出現了群雄割据的混战局面,社会迫切需要結束这种混战局面,便生产得以恢复,生活得以安定,因而割据和統一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曹操是属于这个矛盾的統一的一方面,所以曹操得到了胜利。曹操与黄巾的关系,在前期与后期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