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

当代儒学复兴的根据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生存意义世界重新探求的关切,以及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建构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基础的思考之趋向,因此这一儒学的当代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儒学偏重于秩序尤其是天道秩序的关怀,强调礼制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人的先天的不平等,从而引发了其所理解的秩序架构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碰撞,而根据蒋庆所经常引征的托克维尔的论述,身份平等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此外,如果按照蒋庆礼制秩序的理解,法治作为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地位就会失落,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也会失调,而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公德观念及其建构反而是传统与现代衔接、义务与权利并进和维护秩序连续性与建构法治社会的共同条件。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

对话是揭示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通过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来实行这种对话,应该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汇交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或许在这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对话的过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评价模式,尊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的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平等性、包容性,对于对话之有效性至关重要。理想之对话,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和多种张力的思想过程,而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并且呈现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尤为重要。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儒学人文价值的当代关切

儒学作为一种活在文化传统中的真精神,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与价值体认.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或隐或显地在历史与当下语境中同人、社会进行着交流和对话.儒学有自己对于人、社会与世界的独特思考与体认,这种人文的关照与反思也就形成了属于儒学自己的问题与意义.在构建当代民族价值追求与意义世界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活的人文精神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一定意义上.这种价值也就是以儒家的人文视角体认大化、发现问题、寻找意义与实现价值,当然它本身也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反思.     

清华国学院的浮沉及其在当代学术界的价值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 ,中国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认同诉求下 ,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主流反而逐渐远离了对传统的文化认同 ,成为西方话语的译者和诠释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如何反思文化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角色并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 ,应是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能否免于被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而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主题。清华早期国学院创办的历史以及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以及大学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与"历史总体"问题——从分析牟宗三、李泽厚、安乐哲诸观点出发

近代以来,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成为儒学研究的焦点,当代新儒家兴起后,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儒学超越性的讨论。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与安乐哲提出了不同观点。李泽厚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安乐哲则强调应该消解儒学的超越性本质,代之以开放性的过程哲学。但二人皆有从根本上取消儒学超越性品格之嫌。通过吸收三家的观点,在李泽厚礼由俗出和文化积淀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从历史总体的视角来分析儒学超越性问题。在这一视角中,一方面,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超越性应该来源于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     

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转型

“新生代”的崛起与分化作为新世纪以来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如今已逐渐被主流文学史接纳,但这一现象本身所蕴合的意义却包含了现象学、文本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重意义,通过对“新生代”现象的解读则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透视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新的历史语境转型的视野,进而探幽文学审美观念的新变,以及当代文化在对文学解构、传播、建构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重新定位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归属。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迷失的范式:法学立场的检讨

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漫漫征程。但当借鉴和移植并未能达到所预期的理想目标时,我们也逐渐重新审视和质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法学自身的定位和出路到底是什么。本文在对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进行范式批判的同时,借用黄宗智先生的“文化双重性”概念,尝试对法学的当代中国命运作出自觉的反省。一蔡枢衡在抗战时期曾明确提出“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究往何处去”,[1]时至今日,邓正来先生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学界掀起轩然大波,重新将这一使命摆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学同仁的面前。应该说,对…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从犹太对话哲学解读“有朋自远方来”

借助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和E·列维纳斯的对话哲学,分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它指出朋友间的对话是快乐的、伦理性的,既有"我-你"对话的维度,也有"我-他"对话的维度。在孔子儒学中可以发现类似于犹太哲学家所说的对话哲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孔子的儒学为对话的儒学。从犹太对话哲学的视界解读《论语》,开掘对话儒学的可能性意义,也许是《论语》诠释的一个新向度。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不难发现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隐时现的内在联系。把握现代新儒学的三代思想家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感受这一思潮在深层结构上受到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渗透和影响,体味这一思潮的中西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和所具备的当代国际性学术思潮的性质,由此领悟这场儒学改革运动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评张岱年的新唯物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的过程中,张岱年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范畴"综合创新",成功建构了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构成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较好地解释了当时的现实世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和融合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的儒学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正> 本文之所以在“儒学现代化”之前加上“当代中国”作为前置定语,是想表明:我们并不排除儒学文化传统在充分商品化(或现代化)了的文化体系中,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但是,在当代正在走向现代化而又尚未现代化的中国,儒学现代化必然面临比其他深受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 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文化硬核”.这个“文化硬核”的形成,是经过了充分的宗法化和封建化的.虽然,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敢苟同于马克思·韦伯把儒学传统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