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简

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最混乱不堪的程序环节莫过于立案程序。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修改条款因囿于旧的规范框架和程序结构之内而无法在政治和谐、保障当事人诉权、加速司法效率三大宗旨之间谋求平衡。我国立案程序的混乱状况使得其结构与功能安排产生了诸多实践问题和理论困境,如：立案混合审查制产生诉讼时效起算点等法律难题;法院起诉审查截断原、被告之间的诉答程序,从而造成诉权保障与程序效率双重受损;答辩义务或权利期间缺乏适当法律拘束,从而导致程序公平与效率目标双双落空;先行调解的程序尴尬和宗旨悖逆,等等。以新法的规范和宗旨为前提,通过法律解释和司法改革,将立案程序与审前程序乃至与诉前途径之间进行界分和衔接,能够实现其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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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理念与诉讼模式的关系——兼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是学界讨论已久的问题,与之相伴的司法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民事诉讼理念与诉讼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坚持程序本位显得尤为重要。协同主义模式亦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监察立案的法理反思与制度优化

刑事立案程序具有划定权力运行边界、表征犯罪调查活动正式化、明确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起始点的重要价值。在当下的监察实践中,监察立案不仅同时开启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而且往往与纪委立案相伴随。在这种一体化立案模式下,实质定性的前置化问题较为突出,立案程序与调查程序的“一对多”导致立案功能一定程度上的被虚置化现象,司法办案人员面临程序衔接困难,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存在短板。为此,需要进行监察立案程序改革,建构二元化立案模式,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立单独的职务犯罪调查机构,实现违纪违法立案与职务犯罪立案的分离,并分类确定违纪违法立案与刑事立案的关系模式,完善立案审批制度,构建独立化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从而为违纪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划定相对清晰的边界,合理限定留置、通缉、技术调查等监察措施的适用节点和适用范围,也为监察程序中检察监督、律师介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支撑,促进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实现反腐效能与程序法治的有机统一。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论立案功能之平衡

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具有两大基本功能:输入功能和过滤功能。在我国,立案的输入功能存在不足,而基于人权保障的理由,立案的过滤功能却得到过分强调。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的脱节使这一程序的改革成为必然,对其功能的定位也必须重新认识,要淡化其案件过滤功能和由此产生的人权保障功能。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

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不仅可以解决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间的不协调等内部矛盾,而且可以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滥诉行为多发等外部矛盾。从立案登记制度的基本内容入手,分析立案登记制度产生的若干现实问题,从提高司法应对能力、严密防范及打击滥诉和协调司法改革措施间的冲突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以期使立案登记制真正发挥其里程碑式的强大作用力和生命力。     

立案登记制改革与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

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2015年5月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改革提供了一场政策实验,通过赋予立案程序相对独立、规范的制度空间,为提升行政纠纷解决司法化水平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大数据与自然实验结合的研究设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对2014年至2016年间33个月的一审行政裁判文书大数据就改革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实施立案登记制显著提升了行政诉讼率,对罚款和处罚、土地和财产等司法成本更高的纠纷领域与法治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行政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进行了针对性调适,制度赋权、司法动员和内部监督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极不统一.为了更好地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消解学界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定性的纷争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的理论问题,统一司法实践,最佳的选择是修改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定罪,在刑法中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与基本原则论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以国家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及关于司法赔偿程序结果的理想模式为研究对象,即关于司法赔偿程序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作用、功能和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在程序具体的运行和操作层面上,则是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基本原则来发挥作用的。学界对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以及基本原则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司法赔偿程序目的和基本原则的探析,旨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并期望对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完善作些许参考。     

论刑事诉讼的游戏精神--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及其诉讼意义

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为刑事诉讼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以之考察人类历史上几种主要的刑事诉讼形态,可以发现,尽管每种刑事诉讼中的游戏因素多少不等,但对平等竞争、公平竞争之游戏精神的体认则是西方现代刑事诉讼的共有特征。与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不相适应,游戏精神在中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都较为淡薄,因此,着眼未来,我们必须充分考量刑事诉讼的游戏精神。     

试论犯罪主体的错位

从逻辑上讲,刑法中的犯罪主体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主体”应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二者常常错位,即是说刑法中的犯罪主体不一定是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主体,反之亦然。笔者主要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运行规律、刑事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考察犯罪主体的错位。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犯罪构成体系之共性研究

犯罪构成体系在结构表现上“仪态万千”,在达致犯罪认定的结果上“殊途同归”,其体系内涵均强调犯罪认定主观方面的总领地位,凸显客观方面对主观方面的印证作用,侧重犯罪人格的预防功能,体现思维的渐进性,囊括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世界三大犯罪构成体系的中核将主观认定贯穿始终,并恪守客观方面印证主观方面之原则,正确厘清刑事诉讼法和刑事实体法在犯罪认定中的各自作用,具有贴近民意,契合实情之功效,予以合理把握均能在犯罪认定中发挥积极作用。犯罪构成体系仅是犯罪认定的方法和工具,无优劣之分,有适正把握之别。     

刑事和解立法设置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有关于刑事和解的间接依据,但其效力有限且缺乏可操作性。刑事和解的立法设置应当考虑立法的现状和实际情况,着重修改现行法律中与刑事和解相抵触或不相适应的部分,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并从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着手分别加以完善。     

未经定罪没收制度的理论及立法评介

2013年《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制度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被害人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法律规定了其适用条件和程序。但这一制度既不同于国外的刑事缺席判决制度,也不同于独立的民事没收制度,在适用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     

历史视野和文化语境下的刑事诉讼模式

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从刑事诉讼模式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 ,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模式不同 ,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或国度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有差异。原因何在呢 ?文章认为 ,这取决于与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选择、修改、运作等有最密切联系的两大因素 :一是阶级利益需要 ;二是历史文化背景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论梯度简化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系

近些年，中国刑事司法制度逐步建立了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体系，其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阶梯式特点。“阶梯式”诉讼程序体系建构的前提条件，是不同案件的证明难度不同，梯度简化的诉讼程序恰好能够分流不同证明难度的刑事案件，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案件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根据司法实践的统计数据可知，碍于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尽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程序简化程度依次递增，三种诉讼程序审结刑事案件的能力却是依次递减，这是中国刑事司法资源一直得不到合理优化配置的重要原因。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简化范围和简化效果的限制存在两种方案，一是将简化范围前伸至刑事诉讼的审前阶段，二是建立更具灵活性的控辩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