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反“德治”观的本来面目

(一)《老子》一书是由《道》和《德》篇所组成,后世因之称为《道德经》,"道"、"德"是《老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但是《老子》中所谓的"道"、"德"与传统观念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童书业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说:"老子认为真正的'道德'乃是一般所说的'道德'的反面".此语道出了老之之所谓"道"、"德"的特质.在《老子》学说中提出"天法道",因此"天之道"乃是"道"的表现,而与"天之道"相对立的,则有所谓"人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认为,这"人之道"就是《老子》当时"一般所说"的"道","天之道"则是它的反     

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鲁迅与果戈理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特征

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鲁迅与果戈理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特征●刘珙果戈理是１９世纪初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他扬起俄国现实主义的创作狂飙,荡涤了俄国文坛那种虚无缥渺的理想主义及矫柔造作的消极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鲁迅是站在...     

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

果戈理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戏剧家,他的创作对整个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讽刺手法等,为俄国作家所接受和继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左琴科、布尔加科夫、纳博科夫等。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欢笑·苦笑·嘲笑——论果戈理作品“笑”的艺术

今年四月一日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果戈理诞辰一百七十五周年。为怀念这位伟大作家对俄国文学的卓越贡献和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影响,我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纪念会,在苏联莫斯科和基辅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果戈理作为继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的“文坛盟主”,以自己不朽的传世佳品,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开辟了一代新风,并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纪念     

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在广东茂名市举行

今年是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广东并发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周年.为进一步学习、研究、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中共茂名市委于2001年2月25日至27日在广东茂名市迎宾馆联合召开了'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山西、陕西、广西、甘肃、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江苏、辽宁、宁夏、西藏、海南、重庆等省(区)市的专家学者260多人.会议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主持.     

果戈理和鲁迅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

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举世公认的讽刺大师,也是鲁迅受影响较大的作家之一。果戈理创作和鲁迅前期小说的创作思想是通过高超的讽刺艺术表达出来的,其大多数作品均是讽刺艺术瑰宝。本文试图将他们的共同点——讽刺作为一个艺术视角加以比较分析。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与异化概念

<正> 前一段时间,在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一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很显然,作者认为:(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从异化、特别是劳动异化思想"发展"而来的;(二)马克思后期没抛弃异化概念的事实可以证明他这种看法.马克思是怎样创立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呢?能否说这一学说是从劳动异化思想"发展"而来?马克思后期没抛弃异化概念,这能够证明剩余价值学说是从异化"发展"来的吗?     

“审美关系”说辩——与王一川同志商榷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或者说是以审美关系为轴心为中介的美、审美和艺术三大部分的有机统一,这是周来祥同志近年来提出的观点.王一川同志在他的《美学对象不是"审美关系"》(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一文中,对这一观点,特别是对"审美关系"这一概念的规定性提出了两条诘难:一是认为审美"'关系'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宜用来指称美学研究的对象".二是指出把"审美"归属于"情感","实质上是把审美同生理、心理等同起来",把审美局限在心理领域,从而"遗忘了"社会实践".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不同意见,以与王一川同志商榷.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严绍璗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最后却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打通学科界限,在古典文献学、国际中国学/汉学、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遵循原典实证的方法论,把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建构起体系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     

《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作为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自创刊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读书》中的文章多偏重于文史哲领域，但其中关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等的文章仍包涵了20多年来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的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读书》所发文章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

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在接受史研究广受瞩目、成果纷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混淆了接受史研究和史料学、学术史研究等的区别,以简单化的模式对不同接受对象进行统一操作等。这些倾向均为接受史研究学术特质的变异,若不加以澄清和纠正,将导致接受史研究学术意义的丧失。富含学术思考的问题意识是接受史研究成功突围的关键。     

近20年来我国的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中日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是 2 0世纪 80～ 90年代的 2 0年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活跃、成就最突出的领域。我国学者对日本学术界的研究做了充分的吸收和借鉴 ,同时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优势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的成果。严绍 汤玉 、王晓平、李树果等教授的著作 ,以其资料的丰富、思维的严密、表述的洗练、学风的严谨 ,而成为这些成果的重要标志     

胡应麟《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

胡应麟《四部正讹》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专著,它的成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发展演变及胡应麟本人的治学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背景上看,空谈心性、作伪成风的学术环境催生了胡应麟求真求实做学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辨伪学发展史上看,先贤们片段零星的实践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借鉴经验;此外,胡应麟自身的学术积累、丰富的藏书等自身条件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可能。     

必须重视征引技术规范问题--从一则征引失范250年的史料谈起

在过去的250年里,许多历史学、钱币学、辞书家领域的学者(至少有50位)援引了史学要籍马氏《文献通考》中的所载一则不可靠的史料。产生这一令人深思的问题之根源在于,乾嘉学派在学风和科学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以及该学派对过去两个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在短期内,这种影响难以根除。由于上述事实,目前重新讨论征引技术规范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吴福辉现代文学史研究述略

吴福辉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小品，显示出他对研究对象新旧驳杂特质的把握能力与体察同情；其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沉潜与拓展历程，展示出一位学人如何“寻找自我”的经历，吴福辉的个案为深入了解20世纪80年代学者这一特定时代中特定一群的独特价值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敞开与遮蔽：文学史叙述方法及其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洪子诚史著以新的叙史模型重构当代文学场景和演进轨迹,拓新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代文学”内涵的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悄然转化,导致了“洪史”前后叙史深度和风格上的较大差异;以“一体化“作为文学史观和叙史情节结构缺乏足够的统摄力,对复杂的文学历史场景造成了一定遮蔽。洪史代表了一种在学界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叙史理念、叙史方法,对它的剖析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