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重读《白鹿原》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儒学复兴"为背景的标志性作品。该小说对儒家化宗法文化的弘扬,恰是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新民族国家叙事下的一种"传统的发明"。然而,无论暧昧的两性奇观,还是浓重的历史虚无主义,都使得"传统的发明"在复杂的文化语境内遭遇了"再造传统"的现代性焦虑,从而使小说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充满悖论。这也暴露了后发现代中国在重塑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时的内在危机。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主要在伦理的觉悟、阶级感情的绝对化和人情、人性的表现等维度展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一方面是思想启蒙、阶级斗争、市场经济等时代话语对小说伦理叙事产生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是小说伦理叙事积极参与20世纪主流话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末,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比较复杂,但整体上保持着与时代同构互动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指向。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镜像式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历程。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在中外交汇、古今争斗背景下发生、形成,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发端,始终没有摆脱传奇叙事传统的背景影响,既"承袭"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传统,又与西方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相整合,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完成了"现代"转型。     

神圣爱情的消解——论张天翼的爱情书写

中国新小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作家普遍热衷于对神圣爱情的书写,显示出一代文人浪漫的激情.张天翼也写两性,但是却有不一样的态度和用意.文章对张天翼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进行了探究,发现所谓"罗曼蒂克"不过是知识分子刻意为之的人工热情,"买卖"原则才是男女关系的基本原则;张天翼以"人本主义"却又不失"现实批判意识"的文化立场和伦理价值观念,书写两性伦理主题,完成对"思想解放、恋爱自由、以爱为前提"神圣恋爱的消解、颠覆和解构.     

张恨水小说“红颜薄命”叙事的美学特色

"红颜薄命"是个古老的文学母题,通过在文学作品中的不断演进,逐渐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得以固定,并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完成了它作为现代叙事的转换。这一叙事在张恨水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并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色。本文试从悲剧意识、诗美意境、怀旧情结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探究"红颜薄命"叙事的经典魅力。     

孙犁《铁木前传》的叙事伦理分析

从现代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孙犁的<铁木前传>,这篇小说的叙事伦理存在三种形态,即时代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和传统伦理的民间叙事.作者的叙事策略、创作风格和生活经验是形成这篇小说叙事伦理形态多重性的主要原因.     

从父母专制到婚姻自由——20世纪初婚恋小说的伦理叙事

20世纪初,父母专制的婚姻伦理范式受到现代婚恋观念的挑战,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婚姻理念通过小说创作等文学媒体进入公共视野并影响了民众生活。这个时期的婚恋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婚姻伦理的现代转型,而且从故事叙述到文本构成都彰显了对婚姻自由伦理的主动追求。小说的伦理诉求与婚姻自由的思潮同构互动,促进了20世纪初婚姻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嬗变。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叙事技巧,大多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且部分地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与所讲述的故事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者干预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与理解故事和人物。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多元与共生--论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叙事观念

"类后现代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类后现代叙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不但与其生成的文化语境相关,而且也与作家持有的叙事观念有关."类后现代小说"在叙事观念上坚持反本质中心,体现在自我质疑与非理性的关注,消解权威、崇高与拆解二元对立模式,形式与内容有着复杂共生性,体现出"多元与共生"的复杂构成.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家庭小说综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家庭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常见的叙事角度.在现代家庭小说写作上,存在着一条逐步深化的叙事传统.从张爱玲家庭小说中的哲学观念、情感结构、叙事模式和精神承传等方面来看,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她的创作从整体上为中国现代家庭小说写作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精神深度.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采薇》的叙事伦理分析

《采薇》中颇有争议的"如何理解伯夷、叔齐"这一难点,并不是一个现实伦理问题,而应依据小说的叙事伦理来解答。叙事伦理即各种形式安排透露出的伦理维度。小说通过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叙事距离的控制体现出对伯夷、叔齐的伦理同情,而由结构上的人物对位与事件对位及反讽表达的是对自周武王至阿金诸色人物的伦理拒斥。与前期同是"易代"主题的小说相比,《采薇》叙事伦理的复杂化既是现实的投射,也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进一步自觉。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