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理性、生命本性——论梁漱溟道德根本论的理论建构与思想特色

梁漱溟由西学、佛学回归儒学,将道德"根本"归之于"直觉""理性"或"生命本性",其目的也在于肯定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繁衍的儒家文化传统。在梁漱溟看来,儒家学说既以"仁"言人,又以"仁"言"人心";肯定"仁"为人所固有。而这种人所固有之"仁",正是人在生活中道德行为的"根本":"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懈失而已,非有他也。"因此,他认定,儒家以"仁"言人,以"仁"言"人心",实早已揭示了道德的"根本"与"源泉";儒家所主张的"求仁之学",本质上即是"实践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人们思考人的道德根性问题,其要也只在"自识其本心"或说"识仁"。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     

论韦庄诗歌中的伤时伤事伤己情愫

"清词丽句"固然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诗风的特点,但韦氏却并非是唯美的形式主义者,他的诗歌往往在清词丽句的华美中蕴含着浓郁的伤时、伤事、伤己情愫.就其诗歌所选题材与所要表达的情感而言,韦庄与杜甫诗作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即二人诗作中都有鲜明之"我",然而杜诗中之"我"乃心装天下之大"我",韦诗中虽不乏有忧国忧民的大"我"之悲,但在大"我"之中却往往多了一层顾影自怜的小"我"之叹.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践仁以知天:牟宗三新儒学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他认为"分别说"的美,是人的"妙慧静观中直感于气化光彩的自在闲适的愉悦",虽能使人自在洒脱,但因"无道德之提起",终非本真之美,它很容易使人耽溺消极,有极大弊害。他强调道德主体的根源性和基础性,认为道德主体就是人的审美主体,只有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主体,"践仁以知天",才会达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进入真善美"合一"状态的美,这才是最为本真的美和最高的审美境界。从美的"分别说"到"合一说",牟宗三揭示了一种极具儒学色彩的个人审美的道德进路。     

弘扬杜甫精神,回应人类危机——纪念伟大诗人杜甫逝世1230周年

如何回应与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 ,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弘扬杜甫精神 ,可作为一剂解患的良药。所谓杜甫精神 ,主要是指杜甫所奉行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学的人文精神 ,是杜甫在其生命的运行之中 ,将早期的儒学人文精神化作生动的生活体验和感知 ,通过个人与家庭、社会及自然界的交往实践 ,将早期的儒学人文精神有血有肉地、富于强烈感情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地凸现出来 ,因而 ,易于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具体说来 ,弘扬杜甫的“物与”精神以回应生态危机 ,弘扬杜甫的伦理精神以回应道德危机 ,弘扬杜甫的乐道精神以回应精神危机。     

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析牟宗三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哲学应担负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种使命,这两种使命为哲学之两"极".然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面对西学的大规模东渐,这一问题成为现代儒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其二,由于儒学不具有一般宗教之形式,且它所强调的是"天道"、"超越而内在"等,故其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此“游”不逍遥——评杜甫生平与创作

杜甫一生处于"游"之中,是"游"成就了杜甫"诗圣"、"诗史"之誉,又是诗歌记录了杜甫"游"的一生.杜甫之游有种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即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的实现而宦游;为友谊、结交名人而交游;为好奇养气、满足文化兴趣而赏游;为改变个体生存的饥困状态以及难以安宁的心境而不得不客游.其中,宦游是杜甫之"游"的主要形式,交游、客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仕宦为其目的,"客游"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状貌,而"苦游"则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性质.杜甫之"游"是屈原之"游"的一脉相承,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不同.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

杜甫的诗歌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和成就。杜甫之所以能超越众人,获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主体性,在于其情感本体的特点是真与善无间的结合,不妨说杜之真,是以善为内容的;但就其主体性而言,则善只是其本真的表露,善倒成为真的形式。其真与善在生活中介的作用下双向建构为杜甫独特的情感结构,从而完成其扬弃与继承的主体性。     

杜诗体物艺术新探

杜诗体物艺术中体现出诸种新变因素:杜甫的山水诗,是在具体的时空关系中凸显特定的山水风物及其对人的现实影响;杜甫重新确立了独立咏物诗的传统,并作出重大发展:一是通过刻画来发掘事物的独特比喻意义,二是移情入物;杜甫对体物技巧的深化还体现在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加强,以及对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关注。由此而显示的新变方向是:形而下化、反典型化和对经验广度的追求,这也是抒情诗达到顶峰后诗歌变化的必然趋势。     

诗情偏向雨声浓———论杜甫的写雨诗兼与李商隐比较

通过对杜甫写雨诗的分析、对比,文章认为由于雨的特点、居住地的气候、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雨诗的传统和自身的心理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雨成为杜甫经常描写的对象;写雨诗则表现了杜甫丰富而敏锐的情感,显示了杜甫生命的境界.其特点为在描绘雨时,杜诗体物工妙;在用雨来营造意境时,杜诗造境浑融;在用雨来象征暗示时,杜诗比兴深微;而李商隐的写雨诗作为个案,则深刻地反映了杜甫写雨诗的巨大影响.     

佛光隐隐蕴童心--试论丰子恺儿童题材创作的艺术特色

丰子恺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丰富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积累,丰子恺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童年崇拜意识是在其佛家思想浸润中形成的儿童观的主要内容。在佛性和童心的牵引中,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在题材选择、审美观、文风以及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显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本文试图以佛性童心为切入点来把握和分析丰子恺的艺术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