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桐子·桐乳”意象考论

桐子是梧桐树的果实,民间常见,具有食用与药用价值。桐子是凤凰之食;文人食用桐子,不仅疗饥,亦且明志。梧桐果实离离,《诗经》中用以比喻君子的嘉德懿行,也比喻女子的繁衍生育。桐子易于繁殖,＂桐实生桐＂,《越绝书》中用以揭示遗传规律。桐子成串下垂,鸟雀栖息于梧桐,以桐子为食;＂桐乳致巢＂,《庄子》用以说明因果关系。桐子、梧子与＂同子＂、＂吾子＂谐音,南朝乐府民歌用以抒发爱情心声。桐子的实用价值与文化意义有机统一。     

《佛本行集经》词语考辨

《佛本行集经》是本缘部佛经中规模较大的佛经之一,语言通俗易懂,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口语词汇,但这类词语释义多为《汉语大词典》所误释或失收。对《佛本行集经》中＂狎习＂等六个词语进行考辨,可知＂狎习＂具有＂亲近＂义,＂愚迷＂有＂愚蠢、愚笨、愚昧＂义,＂白净＂为＂洁白＂义,＂皎洁＂犹言＂洁白＂,《汉语大词典》释义不当;而＂空闲＂的＂寂静,安静＂义,则为《汉语大词典》失收;＂别＂为一特殊构词词尾,可解释为＂每一＂,《汉语大词典》解释不确,应作修正。     

《乐记》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乐记》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及儒家的＂中和＂之美思想基础之上,多层次论述了乐的基本审美评价准则——＂和＂,将＂平和＂之美作为乐的最高审美价值取向。但是《乐记》所追求的平和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不是纯粹的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而是与礼密切相联,具有深厚的礼的意义。本文试探讨《乐记》追求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天人合一"的契合点——论朱熹"仁"说的终极价值

＂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融的道德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契合点一直被探寻。朱熹以＂心之德、爱之理＂释＂仁＂,把标示情感之＂仁＂提升为道德本体,唯＂仁＂能承载沟通＂天、人＂的重任;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扩展了＂仁＂的主体指向为人和天地,凸显＂仁＂是＂天、人＂的终极价值表现;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彰显求＂仁＂为贯通万物的过程,践＂仁＂为＂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朱熹的＂仁＂成为＂天人合一＂价值意义上的最佳契合点。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香”的美学意义探析——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为考察中心

＂香＂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并不＂吃香＂,而事实上＂香＂却扮演着重要的审美角色。＂香＂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的＂待遇＂与它自身扮演的审美角色并不相称,因而考察、探讨＂香＂的美学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涉及＂香＂的文论为考察中心,通过深入考察和探讨,＂香＂的美学意义可归纳为：（1）作为客观物品的＂香...     

“讨厌”语境意义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讨厌＂一词的词典义为＂没兴趣、厌恶＂,在一定语境中也常用来表示＂不讨厌、喜欢或者喜爱＂的意思,且往往带有一定娇羞和含蓄意味。前者是＂讨厌＂的＂语言意义＂,后者是＂讨厌＂的＂语境意义＂,两者在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在语音上,＂讨厌＂在表达语境意义时,语调明显被高调化、尾调拖长;在句法结构上...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桃夭”的语义原型及其演变

＂桃夭＂一词来自《诗经.周南.桃夭》篇名,成词之初直到宋朝,其原型意义一直为＂桃花繁盛美好的样子＂,而在元代到清代的典籍中＂桃夭＂一词的原型意义却演变为＂女子嫁娶之事＂。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流变是因为在人们反复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桃夭＂一词的图式,通过隐喻机制,由原型意义发展出的边缘意义＂女子嫁娶＂逐渐转移到中心,取代了原来的原型意义。     

“熬煎”考释

结合明清小说中的用例,解释了《红楼梦》中＂熬煎＂一词的不同义项。认为无论是表示＂忍耐＂,还是表示＂烧煮＂、＂烦恼＂、＂（被）折磨＂、＂痛苦＂,都有＂折磨＂的意味在里面,这个＂折磨＂多数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生理上的。     

区分"语言"和"文字":中国知识界的紧迫课题——评《光明日报》一篇谈"汉语世界性"的文章

＂语言＂和＂文字＂是语言文字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中国知识界普遍拿＂文字＂说＂语言＂。张桃先生的文章《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误把＂汉字文化圈＂当成＂汉语文化圈＂,在此基础上论证＂汉语日渐成为世界性语言＂毫无科学性可言。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急需进入中等教育,中国知识界急需在这方面集体补课。     

教育的意义在于“引领”而非“被教育”

教育的意义在于育人,而真正意义上的＂育人＂,就要克服教育中无视＂人＂的＂物化教育＂,充分发挥它崇高无比的引领作用。教育的真谛不是＂被教育＂,而是＂引领＂发展：教育贵在引领学生追求意义与崇高,教育重在引领学生学会爱、追求爱,教育妙在引领学生学会自主建构与创新。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伊甸园结构中的生存意义指向——《一个女士的画像》解读

享利·詹姆斯在他的著名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前言中把他的作品比作一个结构和谐美丽的建筑物,他把小说家比作＂建筑师＂,称小说家的写作能力是一种＂建筑能力＂,并且认为自己的小说《一个女士的画像》充分体现了这种能力。笔者在对原作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圣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故事为这部小说提供了叙事框架,同时,作为寓言的伊甸园故事也为这部小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所指,赋予小说关于命运,寻求与选择等形而上的寓意。     

清太祖名为“努尔哈齐”论

清太祖的名字来自满语,罗马转写为＂nurhaci＂。汉译名＂弩儿哈奇＂,最早见之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乾隆初,清朝编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润色为＂弩尔哈齐＂。民国时期出版的《清史稿》,进一步润色为＂努尔哈齐＂。而清太祖汉译名＂努尔哈赤＂,最早来源于《明实录》中的＂奴儿哈赤＂,是明朝人对少数民族的丑化用词。笔者认为：本着名从主人、尊重历史以及与时俱进的原则,清太祖名应写为＂努尔哈齐＂。     

《西游记》的宗教“误读”与解构性质

《西游记》是否为＂辅教＂之书,乃学术史的一桩公案。这一公案形成的文本原因,在于《西游记》具有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表象,论争各方皆能从中找到＂立＂和＂破＂的依据。《西游记》驳杂的宗教表象是对宗教经典、人物和故事的＂误读＂,小说也由此具备了解构主义特征。表现之一是＂新的文本的产生＂,之二是宗教意义的消解。故而,无论视《西游记》为佛教书,还是道教书,任何试图将其定于一尊的努力,皆与《西游记》的解构性质迥不相侔。     

“马迹”和“马”没关系

＂蛛丝马迹＂是个使用率很高的成语,释义为：比喻与事情根源有联系的不明显的线索。很多人望文生义,认为＂蛛丝马迹＂中的＂马迹＂是指马的蹄印,甚至连《中国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考释词典》都解释为＂马＂是骑马的马。其实,＂蛛丝马迹＂中的＂马＂,与拉车驾辕、四蹄如飞的哺乳动物＂马＂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指一种活动于灶台上的小昆虫。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痴人·误忆·因应——《管锥编》申说三则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人的品格中存在＂补偿反应＂,鉴赏文学作品时有＂误忆增妍＂的现象。关于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注者历来各抒己见。将＂无为＂理解为＂顺自然的世界观＂,而将＂无不为＂解作＂循理而举事的方法论＂,不但更贴近老子的学说,而且较为合理的概括了老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