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珠江沿江地带城市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有清200多年间,珠江水系的城市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上有较大变化。城市数量的有增无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是清代珠江水系城市文明进步的表征;但从总体上考察,珠江城市数量与规模在不同区段的分布与发展极不平衡,一是上中下游分布不平衡,二是珠江水系东、中、西部城市分布不平衡,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东、中部都高于西部,中下游则高于上游。另外珠江水系与黄河、长江水系相比,城市数量虽然不少,但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大中城市,对区域的带动能力较弱。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数量规模的变化及制约发展的原因

清代民国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时期。清代,西藏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荡,在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下,与内地加强了多方面的联系,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因而城市数量较前有较大的增加,城市规模也有所扩大。民国延续清代的发展,但与民国时期其他省区相比,城市发展仍然滞后,明显地表现为数量少、规模小。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西藏城市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城市,日喀则和昌都等城市为副中心,康定、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为区域次中心,包括各宗治所在内的城市发展体系。但因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民族等因素,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极具突出的个性,充满了民族性、宗教性以及高原封闭性。此一时期的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为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探析我国古代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辽金时期是我国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繁荣阶段,而后制瓷业由盛转衰,与中原、南方地区相比,其起步较晚,持续时间较短,品质相对粗糙。对此,从区域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政治与战争、人口与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概括,初步讨论了从辽代至清代东北地区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面向长江 开发九江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长江流域的面积不足全国的五分之一,而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口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人们盛赞长江为我国的黄金水道。九江市濒临长江中下游南岸,是我省唯一紧抵长江的城市。自古以来,九江市的开发与繁荣和长江沿岸二十余座大中城市一样,离不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九江市的经济是长江流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要发展九江经济,仍然需要依     

唐后期南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唐后期南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其城市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推进,而且由此开始,中国出现了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并重的城市,且形成了沿运河与沿长江两条发展轴线,城市体系的整体结构也由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     

宋代明州的人口规模及其影响

宁波的行政建置始于唐中期,时称明州。至宋代,该地区的人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土地开垦手段的多样化和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最终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独立的亚经济区域。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土地垦殖的速度,至南宋时期,该地区出现了土狭人稠的局面,从而引起当地土地和粮食相对价格变化。     

我国城市发展的宏观思考

城市的发展是曲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及生活居住方式客观演变的过程。城市最先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军事防卫的堡垒。由于人口的积聚，逐步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四周筑墙谓之城，有买有卖谓之市。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又成为手工业中心。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城市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战争的需要，城市规模和分布相对稳定，由于那时城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的集聚程度比较低，对广大乡村经济辐射能力薄弱，众多村落仍然是不依赖于城市存在的自…     

清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级差与成因分析

清代河南先后设置书院292所,遍布省内各个州县,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和一定的级差化。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它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级差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彰德府、大名府和光州是清代河南书院较为落后的地区,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余诸府是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因素有关。     

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大后方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缘由包括战争、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家庭、谋生、求学、国际迁移等等，其中战争是中国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最根本原因，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简论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城市经济功能的转向

城市功能的核心是经济功能。1860年天津开埠后,以其靠近北京、地处水陆运输枢纽的优良地理因素迅速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成为流通、生产功能突出的多功能的华北重要贸易、工业城市。城市经济功能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或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战争的因素也是引起城市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在日本的经营下,虽然在工业化方面迈出较大的一步,但城市经济功能却完全背离了它原来发展的轨迹。     

清代哈密人口规模考论

在分析清代哈密人口政策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利用地方志、清实录以及清代档案等资料,复原出康熙三十六年哈密附清至宣统末年这一时段内三个不同时间断面的哈密人口规模,以反映清代此区域人口的断续的、间跃的变化过程.     

明清青海地区市场体系研究

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城市在时空分布上呈不对称状态。城市多集中于自然环境相对优越、交通畅达、市场需求旺盛的地区,主要是青海东部的湟水谷地和黄河沿岸,即通常称的河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阻隔、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牧业区,城市相对很少。就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市场发展过程而言,明代中期是青海市场体系开始发育期,清代则是市场体系走向成熟期。明清青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商品流通的规模、层次以及市场的容量、辐射度等方面仍较为有限,因而没有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     

论城市生态经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正> 城市生态经济学是人类为解决城市生态与经济的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实现城市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生态环境发展和变化的焦点和结晶。在城市中云集着各种社会矛盾,也云集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矛盾。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对立和统一,就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国际国内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实践证明,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等,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复杂尖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人口进程特点

城市化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一般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则用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城市人口的增长一般有三种途径：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行政区划的变更。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滞后的根源在于城市人口减少,原因在于城市人口部分迁往农村;农村入口的自然增长超过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民迁往城市的数量过少。这些因素导致城市人口的相对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配角。     

太平天国战争与徽州人口的变迁

晚清时期,徽州遭受了十数载的太平天国战争,累世积聚的繁荣社会破坏严重,人口出现巨大变迁,民众惨遭杀戮、流离、饥荒和瘟疫等,战后人丁凋敞,长期难以恢复。通过对徽州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史料的归纳和分析,可再现徽州太平天国战争概况,以及人口的具体变迁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城市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及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自汉唐以后,随着丝绸之路作用的衰退,由于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倾斜,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缓慢的发展状态。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随着国家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和清季近代化的种种尝试,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高峰发展时期,但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战乱和军阀统治,相对东南各埠来说,西北城市社     

清代土贡制度简论

土贡是传统时代皇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颇具研究价值.总体来看,清代土贡制度,适应了中国赋税制度从实物征收转向折银征收的趋势,折征比例较前代有较大增加.从贡物的品种与数量上看,也在明代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就贡制而言,进贡物品的品质标准、数量、运送、贡期乃至检查验收等均有定制,并体现了清代统治集团对东北土产的重视.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清中叶后吏治的败坏,致贡制流弊滋生,增加了下层人民的负担.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人口的消长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平均人口密度等,前后不同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同期其他地区比较,或武汉长江南北自身进行比较,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隋唐时期武汉地区官方著籍的户口数量与人口平均密度均以隋大业五年(609年)为最高峰值,其次则为唐代天宝、元和年间,贞观年间最末.这种状况,大致上是与其经济发展同步的.北人南迁是促使武汉地区人口消长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人口规模变迁与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人口规模是构建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舒适的城市有助于吸引人口的持续流入。基于全国107个城市人口数据,以近十年的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近十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不同层面城市样本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1）全部城市样本,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有城市舒适度、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与空气污染浓度。（2）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样本与全部城市样本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大同小异,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系数较全部城市样本有显著提升。（3）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区域拥有不同的区域发展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因而各区域样本城市人口增长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城市舒适度、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以及空气污染浓度;中部与东北城市样本的人口增长与城镇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西部地区城市样本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城市舒适度。（4）中心城市样本不同于其他层次的城市样本,除了城市舒适度之外,城市财政支出因素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心城市所拥有的优质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试析抗战时期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及其作用

抗战时期的广西虽然曾遭受日军两次入侵,但商业经济却一度出现繁荣的局面.由于广西地处战时后方,大部分地区并未直接波及,工商业具有战时后方经济的特点.外省工商业和大量人口的临时转移,政府加强战时经济的控制,以及广大人民面对民族危难所进发的万众一心与发展经济的热情,这些都为战时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广西商业经济的战时繁荣客观上也有力地支持了战争前方,为我们探讨战争期间后方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