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聚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探析

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往往通过物的记忆和非物质的记忆来展现各少数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有方式、生活智慧,体现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各民族历史的见证。民族文化元素自身的生态制衡与记忆方式,将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型态。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多种形式,但以人为载体的教育是文化传承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时还可以创造新文化,扩大社会记忆的内容。     

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

文化记忆从社会记忆中提炼而成,既具有社会记忆的普遍特征,也具有作为人类文明生活体验的特殊性。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是一种具有社会群体特征的对于逝去的文化现象"乡愁"式的追怀心理。文化乡愁在文化记忆的找回、认同、储存、沟通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文化记忆提供重要的情感催化,既是文化记忆的情感引导模式,也是文化记忆的情感沟通方式。文化乡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构建文化记忆,唤起文化价值,引领文化思潮。文化乡愁代表了现代化之后本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文化心态,是文化记忆从生成到发育成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记忆的内在灵魂。     

《全唐诗》中的南朝记忆

"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在的反思与重构。个时代对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唤起成为"在之中"的个体诠释"历史"、传承"记忆"、确立自我认同与应对当下危机的重要途径。《全唐诗》中南朝记忆的书写,包含唐人对南朝人物从文采炳焕到风流韵致的述说、对亲历或是想象中"亲在"之南朝地理坐标的追忆与对南朝历史事件道德主义式的评判或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对"在历史中"之个体命运、感受的把捉,对南朝记忆记的书写记录着诗人在危机之下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并从传统中寻求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期许与努力。     

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

宋末文天祥以其大义凛然、临死不惧的浩然正气化身为一个英雄符号、忠节典范而被历代接受传颂。入明以来,文天祥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唤醒世人的历史记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诸形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迹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为忠臣义士和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敬仰对象。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建构,是明代对历史忠节人物记忆的典型代表。     

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

保罗·康纳顿说过:"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是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的过渡。""刻写"是保存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民间说唱刻本以"刻写"方式保存有大量记载"现实历史"的唱词。以清代民间说唱刻本《西乡反》《说唱周雪健》为例的分析表明:这种"现实社会记忆"不仅是对官方修纂地方志的扭曲、避讳、缩略历史的一种"激烈反击"与"有力补充",也充分彰显着民众意识和民众时代文化。     

抗战歌曲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以歌词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抗战歌曲进行宣传动员。从歌曲歌词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动员:在政治层面上,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培育民族国家观念;在军事层面上,宣传八路军的军纪军貌和抗战业绩,鼓动青年积极参军;在经济层面上,鼓励民众发展生产,以供给战争所需;在文化层面上,动员民众学习文化,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由于抗战歌曲通俗易懂,易于传唱,特别容易产生"标语式口号",在军民中广泛流传,社会动员效果明显,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二战”记忆书写

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欧洲,表现"二战"与大屠杀题材、反思战争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21世纪以来,欧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二战"记忆书写,透过长篇小说的宏观视野表现欧洲乃至人类史上的战争灾难、生命创伤和灵魂救赎主题。作品或强调以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的写作,或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打捞战争往事,或彰显人类面对大屠杀悲剧时的爱心拯救,或呈现"活在纳粹之后"各色人等的生命图景,发掘美好的人性、爱情及和平愿景之于战争的超越力量。这些"二战"记忆书写,成为欧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超越的一种标志。     

上海律师公会动员与组织抗战述论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进攻上海,进逼平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包括上海律师公会在内的各律师公会在社会动员与组织抗战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通过舆论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暴行,动员民众,推动政府组织抗战;二是积极参与国防建设,配合国家军事备战;三是不遗余力为抗战提供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四是竭尽所能反对租界当局破坏抗战。上海律师公会对动员和组织抗战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初期对女学生的爱国宣传和参战动员——以民国期刊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解放的时代使命与爱国主义情绪相互激荡,掀起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潮。其时,有关女学生爱国形象的宣传成为全民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妇女参加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国统区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女子爱国教育流于形式,动员活动未能发挥应有效用而很快陷入低潮。这一情形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区域在女子教育及参战动员上取得的效应形成了直观的比照。     

戏剧调适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边区民众对戏剧的挚爱以及文化程度偏低的现状,决定了戏剧在民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但传统戏剧已不适应民族战争的形势和需要,只有革命戏剧才能更好地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为此,边区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改造传统剧目与剧种使其服务于战争和革命,一方面引入新剧种并积极创作演出革命新剧。边区民众对革命戏剧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并积极参与的过程,这得益于中共政权的多方引导,也与边区戏剧创作方向的转变密切相关。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戏剧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武器。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在叛逆、颠覆、解构中重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莫言文学经验一瞥

莫言的创作一直坚持着叛逆、颠覆和解构,充满对现实成规的挑战性;但他还有更为强大的建构能力,在"破旧"中"立新",将个人的生命记忆重构为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基于农民本性而建构起新的宏大叙事和英雄形象,改造、更新了我们感受和思考历史、感受和思考农民与历史的关系的方式与眼光。本文凸显莫言的挑战性,更高度地肯定其重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建设性,剖析其将个人的生命记忆生成文化记忆,在顺应与同化、解构与建构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与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治理中的妇女动员

政治动员是中共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与建设的特色和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权巩固、国家建设与社会恢复亟待整合人力资源,能“顶半边天”的妇女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群体。城市治理中,中共采取丰富多样的动员方式,政治上动员妇女参与城市行政管理、政治运动、新婚姻制度构建;经济上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广泛参与城市经济建设;并涉及动员妇女广泛参与文化事业、学校教育、职工业余扫盲教育、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增进妇女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感,促进妇女解放并推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实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继续走向胜利创造了条件。     

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

网络动员已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管理难点.文章在对网络动员概念、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网络动员背后的作用机制,并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网络动员提出一定的管理对策.     

新形势下的社会动员模式研究

社会动员作为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进程的社会传播手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2008年南京文明城市创建的个案研究,总结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动员实践的可行模式.动员主体面对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社会现实,针对不同特征的动员客体需要采取不同的动员模式.面向绝大部分普通市民,通过开放主流空间和建构异质性空间,进行参与动员;对其中一部分直接影响动员进程的个人和群体,通过以人际传播为特征的情理动员方式,确保他们接受规范、完成动员行动;针对动员客体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通过内化动员让他们成为动员客体的表率,甚至将之转化成为动员主体;而针对违反动员规范的动员客体,及部分工作不力的动员主体,则采用软性或硬性惩戒式动员方式.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诗经》之结构性观察分析:来自心理学的视角

<诗经>数据库可分为文化记忆数据库与历史记忆数据库.文章采用结构性观察法,根据诗歌中呈现的"复沓结构",观察诗人的复述和变化行为.研究发现,<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呈现出由"全部复述,只出现字的变化"这一最简单的口语传统创作模式,到"完全不复述"的书面创作模式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中呈现的创作语法属于无序变化.研究结果对揭示<诗经>创作风格的变迁有重要的意义.     

从创伤到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大萧条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大萧条的社会记忆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在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及至战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大萧条记忆的内涵与特质也因应不同的社会形势而变化。在大萧条刚进入历史之际，失业、贫困和社会撕裂场景成为大萧条公共记忆的核心特质。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话语的涤荡，大萧条记忆具有了追求团结的意识形态内涵。战后，大萧条记忆为英国各界体察社会现实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本身也超越了历史创伤，发展为英国社会上下改革与合作方面的共识。大萧条记忆内涵从集体创伤到社会共识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群体认知、个体情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在传达特定价值意涵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结构的维度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