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农村居民的精神健康

本文基于浙江省乡镇的调查数据,在明确农村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基础上,考察了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主要发现是:(1)现阶段农村居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精神健康问题;(2)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为正向关系,但个体性资本对于精神健康不产生直接影响,而集体性资本则直接对精神健康产生积极影响;(3)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公共参与有益于精神健康,团体参与会恶化精神健康,而社会互动、规范遵守对于健身健康不具有显著影响.该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相同与不同之处,说明社会资本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作用,更说明了社会资本与精神健康关系的复杂性.     

社会资本与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

作为林地最主要的经营主体,林农的参与是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首要环节。考虑到中国“关系型”社会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剖析林农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内在机理,同时利用宁陕县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分析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是否会影响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决策并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发挥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89%的样本林农参与了林业碳汇项目,显现出了较高的参与水平;Logit模型结果表明强关系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惩罚机制与互惠行为变量均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弱关系网络变量并不会影响到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决策;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则表明林农的合作社社员身份可以显著地增强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的正向影响。     

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

自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文献中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文在学术界率先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婚姻质量,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特别是特殊信任因子和同事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居民的婚姻满意度因子有显著影响.不过,社会资本各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其他方面,包括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和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区域社会资本、网络中心性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社会资本库存较高的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其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区域社会资本息息相关。为更深入分析二者间的作用机理,研究以网络中心性为调节变量,从社会互动、信任体系、区域文化认同三个维度测度企业区域社会资本,构建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搜集福建省185家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区域社会网络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互动、信任体系、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影响的显著性分别为显著、显著和不显著;同时,网络中心性在这三个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

根据2005年1月在厦门市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构成与影响因素。测量居民社会交往的变量可以分为社交团体参与、非正式交往和社区团体参与三个因子。因子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社交团体和社区团体的参与程度有显著性的影响。横向关系的社团对于社会资本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还十分有限。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社团发展——社会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

社会资本,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社团是社会资本的孕育场,因此,社团的发展也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投资方式。目前,我国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期望还是资本：中国社会保障满意度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从资本和期望两个角度对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三项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和房产、受教育程度、信任和社会参与对低保、就业保障状况满意度均有正向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对于养老保障状况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资本理论比期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满意度，同时资本对在保和不在保两类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有明显差异。对于没有参加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三类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只有社会资本仍然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来说，社会资本却有显著负向效应。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区分为强社会联系、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资本对上述三个维度的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王绍光等人的新理性解释模型,说明信任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市场化对强社会联系的信任没有影响,但是对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的信任均有显著的影响,但信任度提高不大。这说明市场化扩大了人际信任的范围,有利于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熟人间的社会交往还是社团性的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较大,这表明社会信任正是在社会互动中生产出来的。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和频率增加,有望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论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

信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经济交易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产业集群运作机理的核心。在社会网络、分工合作和空间集聚三种力量作用下,产业集群中信任机制依靠交易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途径来形成,信任能够增加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集群竞争优势的产生。产业集群的信任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变迁轨迹为:从依靠人际信任、计算型信任等延展到包含制度信任、契约信任、过程型信任等诸多类型的信任体系。我国一些地区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重视通过构建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来塑造产业集群信任机制,并把握集群信任机制的动态发展轨迹,形成各种信任类型相互补充的信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