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论孙中山的国民观

孙中山在长期的理论思索和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以共和国体与权利观念为内核的近代国民观念.其国民观念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族精神是其特色、国家观念是其支柱、主人翁思想是其核心、自治观念是其基础、法治观念是其保障、创制精神则是其最高境界.辛亥前后,关于国民观的讨论颇为热烈,其中真正形成体系的还属孙中山的国民观.百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其中的理性思索值得珍视,对今天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仍不失借鉴与启发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

可从外部的国家与世界,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三重互动关系入手,即从国权、民权与人权三个维度,去梳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趋向是在现代民族观念、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催生出建立民族国家、捍卫领土主权的"主权"观念,同时确立起通过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国家发展的世界意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趋向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现代国民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彰显"民权"理念,同时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趋向是在引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自由观念的基础上,催生国家尊重与保障个人"人权"的意识,同时倡导公民个人为国家服务、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公共精神。现代国家建设是包括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从王朝国家到国民国家、从君主国家到民主国家在内的现代转型。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从天下文明到太空文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逐渐建构,以"天下"和"上天"为标志的文明观逐渐瓦解.而近五十年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太空逐渐成为建构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重要载体.这种建构是以对民族-国家本位的瓦解和对天下文明的超越来完成的.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创造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对梁启超的考察

对梁启超创造观的考察表明,其最初导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天下观与国家观念的冲突、群己关系原理的缺失被视为建立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阻碍因素,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提供了克服这两种障碍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借此将国家与"天下"相调和,个人实现与群体进步相联结。从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来看,这些障碍是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现代国家团体格局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引入创造进化论是将将两者进行协调的一种途径。     

习近平的网络安全治理观

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网络安全治理观,这是网络空间发展衍变和国家治理思想提升的逻辑必然.习近平网络安全治理观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为:实施“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战略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观,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利益观,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技术观,倡导“尊重网络主权反对霸权”的国家观,推行“聚天下网信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网络安全治理观蕴含着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特质,贯穿了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治理思维品质,体现了着眼全球勇于担当的大国风范,既为我国网络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又为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国际观的确立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新型的国际观念在中国开始确立.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用《春秋》比附公法,为人们接受新型的国际观念架起桥梁;他们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观念,使传统的华夷观念彻底崩溃;他们还深刻反思义和团运动中有背国际公法和盲目排外的危害之处,致力于国际法的译介和传播,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为近代中国新型国际观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中国新知识界的国家主权思想

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性国家主权话语形成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清末新政崛起的新知识群体,借助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国际公法理论对国家主权的本质特征、主权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主权观作了全面深入地探讨,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国家主权思想。新知识界作为当时中国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重要变革力量,其国家主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谋求国家主权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民族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核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采取单一制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一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谈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天下观”

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氏之论区别“亡国”与“亡天下”,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对传统国家观的超越。通过阅读顾炎武的《日知录》,以顾炎武的“天下观”为中心,对其相关思想进行探讨。     

欧洲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内涵演变研究

欧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都是我族中心论的放大,都是在自我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对比中确立的,有着自我文化优越的思想观念.但是欧洲中心观有着普世的价值,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为欧洲在世界的霸权服务.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公平公允的对话平台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民国学人战后和平规划中的国家主权观

抗战后期在盟国开始规划战后和平的背景下,民国学人对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国家主权观做出了反思.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其存续已构成国际合作的障碍,也是二战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因此,学人们普遍认为应把对主权观念的改造和相应制度安排视为战后世界重建的关键.学人们所倡议的新主权观就其外在属性而言,是相对主权和平等主权的结合,是以对等、自愿与合作为基本价值的主权观.民国学人新主权观的树立源于其特殊时代境遇下所秉承的务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这一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思想遗产.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变迁而生成的主权观对于我们当下树立国家利益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的主权观具有重要启迪.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晚清翻译文学发展与中国近代小说观的嬗变

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的文学视野里较为特殊的一种文学作品,对国人的小说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里,主要表现为对小说功能认知的转变,题材及创作手段的多样化,语言的通俗化以及作者群体和地位的转变。晚清翻译文学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中国的小说由此而始,向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走出后现代知识观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表象,真理不是符合,知识是没有等级和中心的聚合体;思想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开发歧见、维护竞争和对话。这样,它就在批评现代知识论的同时,完全否弃了知识和真理。后现代知识观中包含着许多自身难以回答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同当代发展着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知识观结合起来,是走出后现代知识观困境的必由之路。     

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

梁启超晚年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之处是提出了国民运动的重要观念。这一思想是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往政治实践失败的产物 ,其立足点和核心是通过国民运动逐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思想也是对他 2 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     

近十年来传统民族观及民族思想研究述评

民族观及民族思想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我国历代都有不同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传统民族观、民族思想及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儒家文化与民族观、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思想及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演变、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民族观、民族思想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这些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对推进民族观及民族思想研究十分必要。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