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与今生:乡镇文化站的历史变迁与路径转向——公共文化服务不同时期的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镇文化站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和促进农村的发展有着可不代替作用。本文通过对乡镇文化站的前世与今生的分析来探讨其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税费时期和后税费时期的文化供给的特点、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以期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启发。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为了增强人们对政权认同感,通过政治整合满足人们的政治文化需求,表现为政治动员式文化;在税费时期,乡镇文化站为经济发展服务,通过压力型体制供给迎检式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在后税费时期,回应民众多样化需求,为乡镇文化站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问题——以湖北D市文化礼堂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式。在现阶段的基层农村,民间文化快速兴起,公共文化事业发展逐步陷入"送文化遇冷、种文化无路"的困境,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项目效率不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以民间力量激活公共资源,成为新时期文化政策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本文以D市文化礼堂的改造为个案,分析文化礼堂的空间设置与运行情况,探讨基层文化建设中以乡村文化礼堂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和传统的公共文化项目运作模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社会力量具有更强包容性的制度创新路径。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基层属地管理何能实现“守土有责”？

属地管理作为基层行政体系和基层政府行政的指导性原则,强调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来界定政府间责任,赋予属地政府一定的自主空间,由此来实现守土有责的预期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责任属地与权力属地、资源属地的脱节,责任兜底与自主性缺失的冲突,问责过严与考核机制刚性的矛盾使基层属地管理陷入多重困境。为使属地管理回归到守土有责的设计初衷,应建立健全权责清单,落实责任属地、权力属地、资源属地;建立治理资源下沉机制,发挥属地政府的自主性;严格监督问责,健全弹性灵活的考核机制,从而提高基层治理质效。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科层困境与国家建设的中国出路——以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中心

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仿照国民政府体制建立起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政府体系,但这一改革很快陷入到成本、控制及动员等一系列行政困境当中。为摆脱这些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围绕政党控制逻辑,探索推进了一元化政府领导体制创新,其中包括以党委(而非以职能部门)为中心的"平面化"管理;以任务(而非以规则)为中心的层级指挥管理;基层面向的资源配置及政府运作方式等。这一模式创新,极大地增强了革命时期中共的竞争优势,也为化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科层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关于农村文化站生存与发展的思考

乡镇文化站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在数十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农村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村文化站在新的形势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生存和发展这一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的前沿阵地,不仅不能放弃,而应大力加强,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新目标,调整思路,创新手段,建设好农村文化站。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变革社会中的乡镇体制:现状与变革

本文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实施农村村民自治与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全国各地推进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措施与主要经验。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乡镇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具有全新特征的新阶段。     

探索“两山理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路径——关于发展我国“生态+大健康”产业的思考

"两山理念"是新时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生态+大健康"产业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是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产业路径,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层次,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还可以有效拉动内需,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阐述了"生态+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从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政府工作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大要素市场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促进"生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结构性嵌入: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组织是破解我国社会建设困境的基本思路。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共强"。这种模式既在我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学理和现实的可能性,又对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只有根据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运行特点,构建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才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基于文化、资源与制度的视角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理想,陷入了成长困境。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根据文化、资源与制度的分析视角,公民文化的缺失与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进而造成了浅层次上资源供给不足的成长动力困境,以及深层次上制度建构滞后的发展保障困境。根据政党—政府—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解决三者关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而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有序合作。具体来说,应通过公民文化培养来达成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使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过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获取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渠道支撑;通过继续以加强配套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这种传统的路径为切入点,逐步破解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困境。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论公共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构建--对赣州市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镇政府的调查

以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重心的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取向。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组织,与广大农村联系密切,建设好乡镇一级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江西省赣州市的乡镇政府以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五好一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并创造性地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有限政府。     

基于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构建问题研究

公共文化构建契合于公共管理体系中,更体现共享和多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公共管理走向国家治理模式后,文化治理成为公共文化构建与公共管理耦合的本质体现,也成为公共文化构建的方向选择.当前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公共管理视域下公共文化构建存在诸多的困境,表现为政府主导与国家责任、主流价值形态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均衡与失衡、公益性与市场逐利性、绩效评价等问题;从公共管理角度切入,摆脱困境,需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并在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上下功夫,更要抓住内外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这个关键.     

秩序与市场:1940年代上海国民党军人“看白戏”问题

影院是公共娱乐场所,观影秩序是市场营收的重要条件。但在内战时期,上海政局不稳,秩序不安,影院经营频遭滋扰,"看白戏"是其重要因素。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军人警士成为"看白戏"的"主角"。政府与影院为维护秩序与市场,协定免费观影招待办法。然而军人不愿受场次限制,常倒卖免费招待券,却结伙于营业时间至影院"看白戏",以此与影院频生冲突,甚至发生暴力滋扰事件,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影院业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以策安定,然而警察执法不力、军人纪律松弛,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军人、警士反成社会乱源,也寓示着国民政府统治末期政治权威式微,社会及市场秩序都濒于失序边缘。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困境与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自1998年试点以来,确实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地减负率均在30%左右。但近年来出现了农民负担反弹问题,其首要原因在于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陷入财政困境。能否使基层财政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将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     

中国南海政策:非对称性互动中的“大国困境”思考

本文在"非对称性互动中存在大国困境"这一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以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为逻辑起点,提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这一判断,在这种非对称的互动中,作为相对的大国——中国,由于一般的大国特征以及本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陷入了一种"大国困境",中国的南海政策正是在这种大国困境中制定和实施的,对该政策的理解、评价和未来趋势的预测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大国困境"的潜在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