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探析——基于南漳县5村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意识和行为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特点的分析,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归为有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有融城意愿返乡婚恋、无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和无融城意愿返乡婚恋四种类型。根据这四种类型形成的内在机制,建议从政府、企业等四个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婚恋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推拉因素分析

通过借用“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城乡流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面临着制度障碍和能力弱势的双重叠加。因此,应加快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以实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意愿和能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完成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到身份、从流动到稳定的平稳过渡。     

住房需求、社会支持与个体压力对青年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广州数据的路径分析

随着社会转型加快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个体面临的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城市青年的精神健康状况引起社会关注。在综合国际社会学界精神健康研究与我国本土经验基础上,本研究使用2010年"广州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精神健康影响因素从个体压力与社会支持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青年精神健康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压力越大青年负面情绪得分越高。而压力又与青年的工作状况、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住房需求等密切相关:工作状况越好,压力越小;住房需求是青年压力的重要原因,在未来一年两年之内有购房需求的青年生活压力显著高于无购房需求青年;而社会支持能减缓青年所承担的压力,在遇到困难时能获得的帮助越多,其压力感越低。工作状况、住房需求和社会支持除了以压力为中介影响青年健康状况间接产生影响外,同时也直接对青年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关注较多,但对于居住空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空间角度入手,探讨居住空间和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即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时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文章据此提出,我们要保障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房,减少居住区位带来的机会差异以及尽量实行分散居住,同时要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融入进程中,他们的乡土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重大变迁。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城市较为发达,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相对广泛,并且他们能够自我调适,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     

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

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中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无论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还是出于城市发展需要,都有必要逐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     

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表明,该群体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在情感、功能和地位评价三个方面,正面评价占主导地位,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较高,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愿望强烈;对自己的家乡话,在情感上归属感强烈,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听起来亲切、好听,但是一半左右的农民工对家乡话的功能、地位评价持负面评价,对子女保持住家乡话的意愿不强烈。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流动取向"、"学习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居住方式"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态度的相关因素;"流动取向"和"经济收入"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家乡话态度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