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革命世界主义:以中国援助亚非拉革命运动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进化发展和周边安全环境趋于恶化,我国放弃了建国以来"一边倒"的对外战略,逐渐形成了团结广大亚非拉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世界革命战略.中国对亚非拉革命的援助是世界革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是一种具有革命世界主义理想和情怀的战略取向.其所取得的成果、获得的经验及教训都是今天中国和平主义外交的宝贵遗产.     

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以两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不仅引发了上层政治体制的变革,更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动。以公产而言,官督绅办的传统运作模式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然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使乡村权力分配格局不断分化、重构并逐步走向失衡。公产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亦因这种历史变动产生畸变,进而激化乡村内部重重矛盾,促成新的革命运动。考察公产运作模式之时代性变迁,分析这种转变的因果效应与制度根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整个20世纪即革命之世纪历史意涵的认知与体悟。     

东学运动是不是革命——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资料为中心

1894年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是韩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一直以来受到韩国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瞩目,但对东学运动的性质问题仍然存有争论,笔者综述了东学运动革命说和农民起义说两种观点,认为东学运动称其为“革命”尚不妥当。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洋务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中国近代首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史上却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它的成功与失败向后世昭示出:中国近代化运动是在异常艰难中起步的;权威政治对落后国家的近代化运动起过推进与阻滞的双重作用;中国近代化运动是在被动中开始,在自觉中进行的。     

近代“华北”概念的传承演变与时代认知——以报刊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华北一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880年代,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直接相关。晚清民国前期,对其使用影响最大的是体育运动会。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概念逐渐淡出体育界,其使用更多地与日本的侵略相连。华北概念最初的含义极有可能就是中华帝国北部的意思,但当时人们认为华北指北方几省的观点更为普遍,不过究竟是哪几省则莫衷一是。某种程度上华北与清朝前叶所出北五省概念有着隐性的联系。     

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

许多宗教都将珍珠纳入自己的物象体系中,赋予其特殊的宗教意涵。波斯教会首先将珍珠纳入其圣物装饰系统,继而珍珠元素开始出现在波斯基督教艺术中,这一传统为后来进入波斯的聂斯托利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使"珍珠"与"马耳他式十字架"变成"固定搭配",从而形成了景教特有的"叙—波混合型十字架",并在东方景教传播区域广泛流行。考古发现的众多的此型十字架的图像资料即是明证,珍珠和珍珠元素与景教和景教艺术的渊源关系也由是得以明了。景教的这一传统向西对拜占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启发了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艺术对珍珠和珍珠元素的利用。珍珠元素进入景教装饰艺术是诸多"因缘"和合的结果,在成为景教艺术的装饰元素的同时,其象征意义也逐渐显现。基督教对珍珠象征意义的重视,可能与诺斯替宗教特别是曼达派的影响有关,而最初的影响可能首先出现于东方的波斯。因此在考察基督教珍珠的象征意义时,必须充分考虑"波斯"和"诺斯替宗教"两个维度。宗教象征主义与宗教的物质文化密不可分,本文尝试为研究宗教象征主义的形成提供一个有效的观察窗口。     

身体观视野下的儒家政治义务观分析——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政治义务观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出发,通过一种身体隐喻,将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心与手足四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臣民的政治义务问题.因此,儒家形成了一种身体隐喻视野下的政治义务观.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与手足四肢的互为主体性,来阐释国君与臣民的互为主体性,在国君与臣民互为主体性的语境中来分析臣民所承担的政治义务问题.     

三维空间视域中的女性身体——以艺术史为中心

女性身体作为艺术史上最难处理的题材之一,已经凝聚了一批极具魅惑力和挑战性的文化题域与知识范畴。为性别偏见所囿,女性在艺术史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一度导致女艺术家严重缺失,被凝视与误读的命运迫使其不得不对既定规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出质疑。从传统的架上画到当下无法归类的视图呈现,女艺术家对自身身体的展示与表征,持续进行创新与实验,不仅有效规避文化镜像效应带来的虚假性与危害性,而且为重写历史提供了可能。     

辛亥革命与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以两类革命派的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平等观念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时期,它与革命派中两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刘师培章太炎等的无政府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刘师培采取卢梭式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路径。主张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并且要根本上祛除国家政权,对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则予以激烈的否定。章太炎从追求毕竟平等出发,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借佛学和庄子来论证平等的形而上学,走排遣名相的抽象路径,并没有完成平等如何可能的哲学论证,反而导致虚无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上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并承诺将其转变为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是孙中山主张机会平等,反对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其经济平等的诉求远比其政治平等的要求激进,并且主张依赖全能政府来实现平等。他的权威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与无政府主义虽然呈现为对立的两极,但同样都表明平等的嬗变尚在途中。     

反抗的诗学——以加缪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加缪始终致力于呼唤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作为苦难见证的精神.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其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     

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启蒙理想与现代性——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启蒙运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在启蒙精神及其历史价值的看法上产生偏差.在何为启蒙问题上,康德式的解读“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被奉为圭臬,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要相信人的情感”的思想理念常常被遮蔽;在对待启蒙的关切与诉求上,“启蒙”总是与“政治的解放”、“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着力对人性、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伦理生活所进行的建设性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常常被罔顾.在现时代背景,重温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助于对“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面相及其问题达致更深刻的领悟.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q-国闭关锁国的东方朝贡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冲击的粉碎，卷入世界体系，重新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多重危机。在中央权威弥散，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民族缺位的建国困境之下，国民党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历经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设想依靠强大的革命性政党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经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     

正义何以建构——以阿玛蒂亚·森为中心的考察

正义的本源性不在于复杂概念的厘定和先验制度的设计,而在于究竟该持何种理念去建构正义。理智的审思是正义建构的逻辑之基,坚持理智的审思有助于克服传统理性观的缺失,使包容且又宽严相济的理性观得以还原,亦使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从而为正义的建构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开放的中立则是正义建构的位置要求,秉持开放的中立,才能走出位置客观性的幻象,避免陷入封闭中立的泥潭,才能充分彰显开放中立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拓宽我们的视野。多样的缘由,则是从现实的角度对正义的应有考量,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束缚,才能对各种不公和非正义作出更加清晰的辨识,才能对正义形成更加正确的判断,由此而建构的正义才可能更加理性、客观和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