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

仪式在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践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共革命也需要象征性因素来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翻身运动中,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绝对提升和地主阶层社会地位的彻底下降是需要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的实现最终也是要表现为一种象征领域内的翻身.从革命看象征与从象征看革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而同时关注这两个范畴正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

果实分配是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其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关联着解放区政权的革命理念与民众动员的实践效果。从理论意义而言,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模式追求结果公平,彰显出解放区政权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乡村社会新秩序的有益探索和不懈追求。然而,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尤其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粮款、家具和衣物等浮财的多分多占更是严重破坏了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这一问题的凸显跟分配激励政策、基层薪酬机制和农村财政制度诸要素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关涉公平性的客观结构位置与主观价值评判在革命的洗礼之下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而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准则更成为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种参照逻辑与叙事空间。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三寸金莲”之变:华北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女性身体

1949年以来的大陆史学界以及影视、小说、报告文学,持续塑造了战时中共根据地区域女性群体的象男人一样的英武形象,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简单。战时20岁以上女性多数因受"三寸金莲"的限制无力远行,许多女性遭到日伪的迫害。战争的伤害加剧了她们对中共女性解放理念及政策的快速接受并投入放足活动,生存体验急剧改变着传统的审美观念及习俗,女性的身体与心理变革因抗战而发生。在战争背景下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妇救会、青救会以及生产等工作,但中共华北各区域的女性参政与从事生产普遍存在着"夹生饭"现象。当时华北根据地对女性的政治动员既有新理念成分但更主要是现实政治压力所致,对女性身心责任的要求更多,权利倡导不够,女性审美及心态也因革命及意识形态的输入而产生了重要变化。尽管女性努力希望得到政治与经济上的一席之地,但因身体弱势无法摆脱男性歧视和战争选择,战时华北偏远乡村女性身体解放的复杂篇章,对1949年后共和国女性生存状态产生了重要的、持续性的影响。     

基督教在中国的身体规训——以太平天国为例

基督教的身体观中蕴含着对身体规训的意味.洪秀全受基督教启发而创立拜上帝教,后又利用宗教建立并治理太平天国,所以基督教对天平天国的意义非同寻常.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经典,以其身体观和身体规训为典范,对统治区内的身体进行各种规训,以此作为治理太平天国的一种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身体规训仍然在继续,并且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进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会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领导农民建立过农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会主要是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农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农会还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权形式。当建国初期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结束和建政工作完成后,农会就悄然消失了。其后的贫下中农协会,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改变农村面貌和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作为群众组织的作用。当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贫协也被撤销了。农会组织被撤销,其原因十分复杂。在中国共产党同农会之间,农会同农民之间都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关系,应当是影响农会命运的重要因素。如何实现农会由"革命组织"向以维护和拓展农民利益为基本职能的真正群众组织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与农会关系上并未解决的课题。     

革命文学中女性身体的生成故事

革命文学中大量文本以对女性身体的想象为枢纽支配整个叙事的进程.革命指令下,从性感身体到革命身体,从身体自我到自我的异化,从女性气质到气质"雄性化",这都充分表明革命对女性身体既解放又规训的双重意义.     

规训化的身体：思想根源、社会建构与管制技术

人通过身体来理解自我存在,身体标明了人生命的时空范围,铭刻了社会文化书写意义,展演了权力的管制效用。人类救赎史表现为灵肉分离并战胜身体的人性净化史,在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的建构中,在理性知识的制裁中,身体基本处于灵魂、真理、道德所宰制的卑贱地位,身体成为规训化的身体。经由文明教化与社会建构,身体转变成了标示许多主流价值符号并具自我控制的理性化身体。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让我们看到一个以规训身体为特征的规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体、政治与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

劳动竞赛是1950年代工厂劳动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竞赛的目的不只局限于发展生产,还内含对工人外在身体(肉体)的政治规训。同时为了保障外在身体规训的实现,政治还走出劳动场域,力图在业余文化生活中实现对内在身体(精神)的塑造。经过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化身体开始浮现。而身体政治化的实现,也潜在地改变了工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网络游戏：身体的解放抑或迷失

网络社会是二元交织的社会,它打破传统意义身体与自我的统一性。而在网络游戏这个超真实的虚拟生活场景中,游戏角色凭借鼠标和键盘沟通了自我,身体得以延伸与投射。体验与沉溺、抽离与支配,使得网络游戏成为身体解放和规训的矛盾统一体。     

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及其社会性别的阐释

身体从来都不在文化之外,特别是女性身体,它是承载社会、文化信息的工具.消费文化作为规训身体的话语,使得女性身体的呈现更加"多样"和"复杂",其形式包括作为消费的身体和身体消费.消费文化一方面回应着传统的社会性别体制对女性身体的呈现要求,一方面又遵循资本的逻辑,将女性身体的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性仍然也只是在缝隙中滋生.     

社会、文化与身体

身体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嵌入在意义的结构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形塑,从而其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在这一问题上,莫斯、玛丽.道格拉斯、福柯的身体观最具影响力。莫斯提出了身体技术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理论运用在其仪式研究中,提出了两个身体观———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来剖析人的身体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并进而发展出了格栅———群体理论。福柯则在身体研究中引入了权力的概念,建立了身体政治学的理念,突出了社会尤其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我国的身体研究相对冷僻,并未形成有我国特色的身体理论,而实际上身体研究对于我国传统社会及当代社会而言都极具现实意义而理应得到重视。     

消费社会的女性身体神话

消费社会阶段,身体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和身份建构的基础。女性身体是孕育生命的载体、男性阿尼玛原型和性欲望对象,由于女性的消费主体性、不均衡的社会性别权力,男性权力与社会消费资本、技术合谋,建构女性身体神话。女性身体神话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数据化、碎片化、图像化以及理想化,消费资本介入女性身体形象的生产,借助各种媒介和技术生产女性身体神话,规训女性身体,以达成自身的再生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1921-1949年)的政治动员要素分析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增进政治认同、整合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共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广泛动员了革命的力量,最终使中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本文将着重对中共在革命时期政治动员基本要素,即政治动员背景、政治动员主体、政治动员客体和政治动员手段及特点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当代中国政治动员提供借鉴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正>战争时期的财政工作在战争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山东革命根据地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贡献既表现在人力支援上,更表现在财粮支援上。因此,对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 一 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5年底,山东解放区已拥有2400万人口,控制着12.5万平方公里土地,有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850个区政权;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解放区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     

解放身体与革命意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身体变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沂蒙地区,放足、剪发等女性身体的变动,包括生育在内的特有生理现象,甚至于女性肉体本身都成为了革命策略的一部分。沂蒙妇女身体的变动正是革命所精心策划的,其目的就是要唤醒妇女作为＂社会人＂的意识,实现女性形象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重新塑造。     

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1870-1950)——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

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不仅是身体生物性的还原.改造女性身体的“弱种”隐喻是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保种强国”目标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实践.打造女性身体的“进化”象征既是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兴起的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现出弱势.总之,一个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承载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大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的特定需求所改造.     

乡村改造中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运动为例

从社会治理策略的角度,以福柯的规训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进行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的游民管制措施相比,陕甘宁边区所采取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是通过群众运动中的举报、相互审查和自我审查,系统化商议评定标准,民选"二流子",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同时使其他民众感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群体压力,对照"二流子"的认定标准进行自我审查,通过树立"反面典型"来促使农民向"先进"靠拢,进行自我改造。这一治理策略成功地规训了乡村民众,让每一个体在相互评选和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