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为切入点,将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厂和城乡二元壁垒在社区生活中的再现)和新一代流动民工对这种环境的认知作为分析起点,以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平情境”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指出新一代流动民工手机消费被他们赋予了消费之外的意义。而对这样的意义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解读他们在珠三角地区生存心态的特征。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明显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商品外显符号意义的考虑,目的在于实现对其社会认同的重新建构.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此种悖反一方面体现为其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认同内部结构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混乱的社会认同状态下通过畸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建构新的社会认同,是对于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的文化消费模式对比分析

处在认同危机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亟待为自己建构明确的社会认同,主观信念结构下社会流动的可实现性和自反性现代社会的到来,为新生代农民工以文化消费的模式选择实现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对比,分析了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文化消费对应的两种路径在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中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教育型文化消费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内隐性路径建构社会认同。     

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两栖格局:消费场域张力与资本流动间的抑制困境及动因解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生产社会过渡至消费社会、居民收入提质增速与消费刺激复合效力等现实背景下,中国消费者产生诸多不同过往的消费惯习。尤其是中产阶级群体出现一种消费场域扩张与资本流动矛盾的两栖格局,集中表现为:长期性与即时性消费的空间挤压、自目的性与嵌入性消费的范式博弈、"台前"与"后台"消费的徘徊取舍以及基础耐用与文化趣味消费的艰难平衡。剖析当前两栖消费属性来源,既要从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带动生活质量改善、中西方理念激荡模糊价值判断等因素着手,又需从网络媒介软性禁锢主体性建构和顶层政策安排敦促消费风险式微等方面综合审视,实现对两栖消费精准的结构化认知。     

鸳鸯蝴蝶派的游园与城市消费空间再生产

20世纪如福柯所言乃是一个“空间时代”，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对周边城市的资本、人力、物产等资源产生强烈虹吸效应的超级城市，且在城市空间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费空间。“园”的空间变化正对应着城市消费空间的建构进程。鸳鸯蝴蝶派在变动的园的空间中的迁移、转换与游历对城市消费空间进行了费斯克所说的抵抗。在从亭子间、报馆到园的空间转变中，他们从最初短暂屈从于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的游园活动到后来作为创造性主体重新组合园的空间要素，通过选择游玩时刻、变更游玩方式和丰富消费内涵等渠道，借助重返私园、游历于周边之园及离开上海回归家园等方式，用契合他们审美趣味的新空间替代与置换了受到资本控制的消费空间，完成了对上海这个超级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解构。鸳鸯蝴蝶派游园的空间实践中蕴含着超越消费主义的风雅生活的理想，为当代都市建构契合美好生活追求的消费空间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昆明市的调查为例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是由包括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教师、同龄群体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流动少年儿童形成了“外地人”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的身份意识.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寻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的存在状态

在消费膨胀和媒介强势的今天,作为消费行为主体的消费者再度被人们关注,西方理论界对媒介下消费者或者说受众的研究有不少的论述.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中处于训化的被动性、解码的多元性,以及单维化、"非我化"等状态.媒介语境下消费主体也具有 "主体重构"、"时间流整合"、"大众训化的自我强制"的特征.辩证地说,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是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