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服务中的合谋:科层制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影响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各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完成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也逐渐成为共识,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讨论了N市在购买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反映购买服务初次探索中形成的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超管家关系",以及在第二次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区民政局试图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来引入具有市场逻辑特征的招标与契约管理以达到服务目标,但却需要面对合谋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表明,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所倡导的严格合同管理及强调绩效等市场逻辑的背后,科层制逻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不仅相互碰撞冲突,也交织互容,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治理更应从加强合同管理能力,构建良好合作及共治网络的角度来考虑。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社会动因、经验反思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深化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议题。尝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回应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即如何衡量购买服务经费是否物有所值;如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如何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从专家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思想两个方面考察了"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进而结合当前实践检视了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在合法性、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等方面存在的困境,最后从合法性机制、制度化依据、专业化水准和社会化参与等方面寻求突破政府购买服务现实困境的策略化路径。     

供给侧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路径优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服务供给体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从本质上说是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端",只是在"供给端"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公共服务的对象则成为"需求端"。由此,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从供给理念、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机制和供给边界五个方面构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路径优化的分析框架,以期不断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与质量,有效满足公众需求。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发达国家,购买服务已成为政府最基本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国内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梳理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结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和路径,探讨在各种购买模式和不同路径下购买工具的适用性,围绕如何让竞争发挥作用,进而提出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社会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博弈评价与优化对策

社会协同治理范式中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活动强调的是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与竞争、共享与共治。这种互动的过程对于利益相对独立的各治理主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通过博弈的思维搭建起社会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模型,具体分析在静态和动态的博弈过程中,社会组织的成本—收益趋向及其策略选择,进而寻求阻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的策略性建构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道路,购买服务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实践.文章就以上海市嘉定区向社会组织购买助残服务为例,考察了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建构过程.以组织决策为分析工具,从双向视角探讨了购买服务过程中双方遵循的行动逻辑,采取的行动策略,建构的互动关系及伴随这些过程而产生的权力变化.可以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建构而非制度化建设,因而是较为脆弱易变动的,同时也指出现阶段的政府购买服务并没有削减政府的权力,甚至有可能会加剧其渗透的力度,成为一个国家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随着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非营利组织在福利多元化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和政府也在不断互动中建构新的合作关系,而这种互动和建构必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政策空间中进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制定的政策也直接影响其在社会福利框架中的位置及长远发展。所以,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分析应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财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财政政策实施存在比较大的地区、城乡、组织类型差异、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完善,税收优惠没有普及到所有社会组织等。今后财税政策需要在普惠性政策与重点支持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对行业组织、事关社会和谐的团体、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予以大力支持,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通过公开公平科学的政府购买服务,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内涵、路径与启示

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实话题,也是谋划民政工作发展的重大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建构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路径.科学选择和正确把握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的类型分析及转化策略研究

当前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供给,这不仅会形成服务的依赖性,而且还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公,模糊资金的使用方向,而社会资本理论能在形成服务关系、构建合作网络以及协调价值等方面为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带来启示,弥补政府供给单一性的弊端。在政府供给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下,社会服务组织获取发展资源共包括资源丰富型、资本引领型、资源匮乏型和政府引领型等四种类型。发展成资源丰富型社会服务组织是所有社会服务组织的共同目标,为此,资源匮乏型社会服务组织的转化需要关注于内外影响因素;资本引领型到资源丰富型的转化需要以发展成为自助组织或者社会企业为前提条件;政府引领型到资源丰富型的转化需要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进行。     

政府购买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需求导向型模式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是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的性质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导向型政府购买模式,是一种视需求和服务形式不同而采取的以公开招标为主,兼及其他形式的多元购买方式.该模式构建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融入的多元监管机制;同时,要重视资金筹集、有效监管等制度化建设.     

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探讨

文章在阐述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一是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主要讲不同层级责任主体在体现政府"主导"时,通盘考虑利益与成本公平分配以及权责边界;二是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三是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生产方、供给方、消费方形成公共文化从生产到分配、到消费的一种契约交易体系。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