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的理论与实践——以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能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也是与其他机关同质化、承担社会综合治理职能的机关。检察建议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措施;基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政体内部制约的制度需求,监督任务不会因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取消而消失,检察建议具有替代一般监督权的功能。因此,检察建议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责与一般监督任务的发展。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治理有效视域下农村社会治理形式创新——以广西天峨"云榜模式"为例

"云榜"模式是广西天峨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模式.该模式立足自然村屯,发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以"三依靠""四到位""五联防"和"六大员"为工作机制,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该模式表明,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党建引领是核心,依靠群众是关键,立足基层是基础.     

民事检察建议的问题分析与完善路径——以民事检察建议制度的完善与规范为视角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检察建议正式确立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但司法实践中民事检察建议的作用和影响却日渐式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事检察建议监督理念上的滞后、立法上的粗疏以及程序上的严格限制。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和规范民事检察建议,是有效扭转民事检察建议数量和质量双下降局面的根本途径。应当从改进民事检察建议立法模式,前置民事检察建议监督程序,明确民事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措施,规范民事检察建议运行程序,构建民事检察建议配套制度以及完善民事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方面着手,消除民事检察建议发展的障碍。     

系统论视域下地方政府实现数据开放共享的逻辑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活动,其实施路径必然受到多个系统要素的影响,各个要素的个体功能发挥直接关系着数据开放共享整体战略的效果实现。以贵州省为例,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应该从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和利用层四个系统分别采取"加强物质基础保障,推进政策体系完善","加强平台常态运行,提升平台管理功能","打好数据层‘组合拳’,优化数据容量质量","强化赋能引导活动,提高数据利用空间"等逻辑路径,助力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的完善和提升。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啯噜与地方社会的治理——以重庆为例

清代中前期,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啯噜成为影响地方稳定的一大因素。本文以"巴县档案"为材料,分析啯噜的身份构成、犯案特点、组织特征及政府与民间的应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清代地方社会治理失效的原因,认为清政府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缺失,是造成啯噜泛滥的根本原因。     

科教融合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以西北工业大学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文章阐述了高校科教融合的内涵特征和重要作用,以及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了西北工业大学面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的“一二五”(一个引领、两个融通、五位一体)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培养路径,以期为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     

自由主义视域下激进论与调和论的分殊——五四前后的两种新文化构建方案

五四前后,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在应对东西文化与新旧文化问题上,文化激进论与调和论应时而生.激进论者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惰性及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希望以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西方文化,以新代旧.调和论者则批评激进论者对西学不加鉴别,主张接续新旧,调和东西,创造新文化.主张的不同在于:激进论者在文化上追求理性共识的一元论,而文化调和论则力图承认文化的多元以达到不同文化的涵化整合,促进新文化的生成.这种分殊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主张上的类型差异.     

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与重铸——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司法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维护公平正义与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使命,而司法公信力是这一重要使命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在此,有必要立足于检察工作实践,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与特征入手,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司法权运行中出现的司法公信力缺失现状进行剖析,并就如何重建司法公信力进行探索,以期对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有所裨益。     

流动摊贩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以皖东南W市为例

基于对流动摊贩的个案研究,对城市的社区治理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摒弃过去单纯研究社区治理的视角,站在流动摊贩这类弱势群体的角度,对其有了新的认识。流动摊贩对城管或物业管理的态度以及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双赢”,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完善,关系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和谐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良好的城市社区治理,是处理好流动摊贩问题的关键,是维护城市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前提,也是保证整个城市繁荣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乡村治理视野下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职能转型研究——以青海同仁市S乡为例

青海农牧区具有独特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社会结构,并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适应性、自调型和转换性的特点。以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调查,探讨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实施后青海农牧区社会结构及传统社会组织职能变迁,探析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从传统文化和民间组织中吸取社会力量,推进长老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在观念、资历、职能和管理等方面转型,实现乡村治理的国家与民间双向协作。     

疫情防控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研究——以广东省汕尾市为例

疫情防控是对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我国能够迅速有效防控疫情,是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核心引领的结果,充分彰显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显著优势,即政治引领优势、组织引领优势、能力引领优势和制度引领优势.广东省汕尾市通过坚持政治引领,强化统筹兼顾;坚持组织引领,扩大党组织覆盖;坚持能力引领,推进联防联...     

反思与建构当代社会幸福感的两种视域

文章从理解什么是幸福这个概念前提出发,区分了理解幸福的两种维度。对幸福的不同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幸福的不同态度和评价。从获得幸福的外在条件出发,从幸福和社会的关系去理解幸福时,我们是从社会存在层面反思当今社会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当我们从个体的主观方面去理解幸福感时,关注的是如何构建幸福感,树立起合理的幸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