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邻避事件的政府治理困境与应对

邻避事件是引发网络舆情的热点议题。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和网络舆情的背景下面临着来自多方压力和多重治理挑战。在邻避议题产生到转化为邻避者行动的过程中,公众的认知因素是形成邻避者"议题-行动"系统的关键,对邻避事件的事态发展、相应的网络舆情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模式对公众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     

环境邻避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邻避事件呈多发之势,并以邻避设施的停建或异址为结局,很多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这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存在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空间.在环境邻避事件中,公众作为利益攸关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和企业的被动而无所作为才是事件发生的关键.从环境公平的视角审视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分析邻避事件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行为和利益关系,抓住了环境邻避问题的本质,只有改变三方收益成本函数并建构三方均衡利益关系方能减少邻避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地方感”与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表达

现代性工程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与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得到凸显。地方感的生成维系了主体与地方、地方与空间以及主体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诗性情感话语,通过“主体”“社会”“生活”三个维度凸显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其一,地方感作为主体空间意识的组成部分,通过地方体验的方式构建符号意义。主体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栖居等成为意义结构的深层维度。其二,地方感是现代性工程与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审美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策略。“认知图绘”的感性救赎原则与“另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凸显了地方感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三,地方感重构了主体在数字化生活中的感性认知方式,实现空间嵌入机制的回归,彰显了“千高原”般自由的空间美学景观。“再地方化”与“流动地方感”不仅重塑了主体的视知觉审美机制,也赋予了后现代主体感性认知与精神栖居的自由。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设施而引起的冲突正不断出现,邻避情结是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表述.本文聚焦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战略与核心机制,在分析邻避情结的涵义基础上,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目前该类群体性事件现状,得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四种亚类型.最后,依据从"风险"到"危机"的逻辑顺序,提出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全程性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战略框架,并建构了不同治理阶段的核心配套机制,力求在实践中对处理此类事件有所裨益.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及其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的主要根据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行动者或者说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基于其自资源、价值取向、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扮演着的不同的角色,但在不少的环境公共事件和环境保护行为中,地方政府经常呈现出角色错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束缚,而社会力量不够强大和环保认知观念出现偏差则是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的催化剂。     

邻避运动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基于D市LS小区的个案分析

邻避设施时常由于其存在和潜藏的巨大环境风险,引发居民的强烈抗争。文章关注D市LS邻避运动的主张本身、主张提出者以及主张的提出过程,详细分析事件的社会建构。认为,由于"技术专家视角"与"生活者视角"存在四点分歧,导致技术专家与生活者思想观念的差异。而个人与社会关系间无法弥合的裂痕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政府应当尝试将此类运动纳入制度轨道,尝试利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尽管邻避运动能够帮助一些个人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然而它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正效应,促进整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邻避困境的反思与解决——基于公平伦理与政策理性的双重考量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产生的邻避效应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新挑战。实质上,邻避困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社会与政治的博弈过程,因此,需要通过伦理规范考量邻避困境中的个体利益诉求。政策直接反映政府的价值取向,邻避困境的解决是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不断地求同存异、协调合作的过程,需要从信任与共识机制、第三方主体公正性、经济与伦理治理策略思维与执行力等方面着手。     

邻避冲突的环境正义考量

邻避冲突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风险之一。邻避设施是邻避冲突中的核心要素,大致可以分为污染、风向聚集、污名化、心理不悦等几类。环境问题事实上也是政治问题,邻避冲突体现出来的是利益需求的冲突、信息共享的冲突、塔西佗陷阱的冲突,其实质是环境正义的缺失。只有确保邻避设施建设的公平正义,实施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环境权,环境正义对邻避冲突治理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弱者抗争”与“身份标签”——惯习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话语的功能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话语和网络流行语的表达具有共同的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些话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作为一种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受到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仇官仇富的二元对立是其基本的话语特征.而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以“人民”为身份标签不仅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还成了社会“正义”的代表.摆脱乌合之众的话语魔咒,首先要还原事实真相,还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多角色演绎与共同体互动秩序研究——基于“空间-关系-角色”的分析

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语,更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风险治理的关键性命题。通过提炼"空间-关系-角色"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中演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不同性质空间中亦有不同的关系承载和角色切换。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治理的突发性"检验场",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社会实验"图景。病毒的人际"无差别"传播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和整合性。其间,身体空间、熟人空间、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错,本位角色、熟人角色、职业功能角色与公共角色多重演绎且行为逻辑异化,关系蜕化为"自保性规避""被动性失衡""排他性内卷"格局。"善治"愿景下的个体多重角色演绎与共同体良性互动应当区分不同空间性质以避免行为失范,强化依法治国以协调相关各方利益诉求,通过情境学习和责任认知重构"疏堵有方,张弛有度"的行为秩序体系。     

高质量发展中邻避治理的尺度策略：基于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我国不仅需要稳步推进内城空间的更新建设,还应充分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有限的时空下集中解决快速城市化所遗留的诸多弊病。城市更新背景下邻避问题的应对,显著区别于城市扩张阶段的应急处置模式,需要突破邻避设施兴建与否等微观空间尺度,并使其契合于城市发展整体进程。本文通过解析某邻避事件案例,发现案例前期"悬而未决"的邻避困局与后期冲突快速处置呈现出鲜明对比,其间隐含着城市更新阶段邻避治理策略的转换,更多通过空间尺度变换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大空间。这种城市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邻避治理策略,意味着重视寻求邻避问题化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适配均衡,并在尺度策略、柔性化治理与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应对。     

邻避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机制:四种理论路径的阐释

邻避冲突是当前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复杂问题。从政治、经济、技术和伦理四种理论路径来看,邻避冲突的性质分别对应着民主公平、成本收益、科学性和道德性问题。基于对邻避冲突性质和原因的不同认知,解决机制也存在着差别。然而,这些理论视角对邻避冲突的分析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综合性判断。邻避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和保障公平,并通过市场机制、科技手段等辅助,共同降低和化解。     

邻避冲突、外部性及其政府治理的经济手段研究

邻避冲突是历史的产物,从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的矛盾来看,我国的邻避冲突可能会愈演愈烈。邻避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邻避项目存在负外部性。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项目负外部性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经济补偿会减少邻避项目的过度供给;另一方面,经济补偿能减少公众对兴建邻避项目的阻力。以经济手段治理邻避冲突主要有市场拍卖方式和市场谈判方式两种,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均以公众有较强的组织化程度、决策参与意识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诚信为前提。     

论矛盾范畴的四重根

本文梳理了中西方哲学史关于矛盾范畴的主要论述,得出以下结论:人类在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发明了诸多思维工具和思维方法以适应自然界,矛盾正是工具之一。通过对定义、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的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深入与发展,矛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从对象的外部关系深入到对象的内部结构。迄今为止,矛盾范畴已经发展出两大类:对立同一和对立统一。其中,对立同一包含三种类型:差异型矛盾、对立型矛盾、限定型矛盾。对立同一描述了同属种概念之间的同一与对立,对立统一则是概念的本质与存在的对立与统一。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开矛盾的四重根,避免含混甚至错误地使用矛盾工具,导致理论上的模糊和实践中的错误。     

涉核项目邻避风险的基本特征、演化逻辑及防范策略

邻避风险是制约核能开发和核技术利用的主要因素。涉核项目风险的不确定性、建构性、灾难性和耦合性等特征,使得民众在情感上产生厌恶、心理上产生排斥,从而放大了风险感知,在议题焦点扩散和网络舆情裹挟下极易催生邻避冲突行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涉核项目邻避风险既要改变民众对涉核项目“污名化”的刻板认知,也要贯彻共建共治的协商式治理模式和融合发展的治理理念。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塔尔德对立理论视域的舆情危机及其消解

从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对立理论考察,可知舆情危机是一种社会对立的结果 ,即思想观念对立、社会阶层对立、贫富对立、强弱对立、官民对立、民族对立、中外对立、正义与非正义对立、是与非对立等。社会对立可分为不可逆转的对立、可逆转的对立、正反方的对立等类别。社会对立具有隐蔽性、偶发性、聚集性和煽动性。社会对立使某一偶发事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导致社会舆情迅速传播蔓延,甚至升级为危机,酿成社会恶性群体性事件。我国正处在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社会对立的现实,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让民众释放不满意情绪,做好舆情引导,同时要通过改善民生,减少社会对立与矛盾,消解社会冲突。